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国有企业与国家豁免原则

周勇
（永州市冷水滩区法院，湖南 永州，425000）

[摘要] 国家豁免原则是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法原则。学界对国家豁免原则存在两种争议观点，一是绝对豁免理论，二是限制豁免理论，我国已显现限制豁免理论的趋势。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国家豁免原则，须明确界定其范围。在国家财产执行豁免，国有企业财产不应适用该豁免。

[关键词] 国家豁免 国有企业 国家财产执行豁免



一、国家豁免原则概述
（一）国家豁免原则的历史沿革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国际法上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同时又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尽管在范围和程度上有所争议，但国家及其财产享有免予被审判和执行的管辖豁免特权是国际法上公认的一项普遍原则。最先出现的是绝对国家豁免理论，认为对外国国家及其财产，无论该外国从事的行为性质如何，除非该外国放弃豁免，应一律给予豁免。在国际实践上，从1668年出现第一个承认外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的判例后，19世纪初西方国家间相互给予管辖豁免的惯例逐渐形成，当时美国和英国是实行绝对豁免的典型。可以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前，绝对主权豁免理论几乎为所有西方国家所支持，并在司法实践中广泛采用。从20世纪30年代起，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国家的经济职能不断加强，绝对国家豁免理论开始受到挑战。二战后，国家逐渐参加了在19世纪以前属于私人经营范围的事业、企业及活动、交易，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所特有的政府控制经济的模式及世界范围内的国有化浪潮，使得政府频繁地与外国私人或公司进行商业交易，政府及其分支机构名下的财产大量参与国际经贸活动。从而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中逐渐出现国家与私人之间的矛盾，在发生争议时国家豁免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事各国关注的焦点。西方法院对外国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加以限制的案例也逐渐增多，系统地形成了限制豁免理论。
（二）有关国家豁免原则的理论争议
对于国家豁免原则，在理论上存在两种观点。一是绝对豁免理论，二是限制豁免理论。绝对豁免一般被认为国家豁免原则是国家主权原则的派生原则。王铁崖先生所编著的《国际法》对该原则是如此定义的:“国家主权豁免是指国家主权和国家平等原则不接受他国管辖的特权。国家主权豁免是国家平等的必然结果，因为按照‘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的格言，任何国家不能对其他主权国家实行管辖，同时国家独立和国家尊严也是国家豁免的基础。”因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都是最高的，所以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平等，为了达到平等的“对等对待”，同样又要求一国在另一国没有对其财产实施管辖时不能对另一国的财产实施管辖。因此国家绝对豁免理论依据是绝对独立基础上的平等，其最终还是以绝对的独立为基础的。
限制豁免理论认为外国国家及其财产是否享有豁免权，应视其行使的职能而定，主张把国家行为按其性质或目的分为主权行为或公法行为和非主权行为或私法行为两类，前者在他国可以享有豁免权，而后者则不能享有。如今，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所特有的政府控制经济的模式及世界范围内的国有化浪潮，使得政府频繁地与外国私人或公司进行商业交易，政府及其分支机构名下的财产大量参与国际经贸活动，特别是国有企业大量参与涉外经济活动。在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中出现的国家与私人之间的矛盾，发生争议时则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事各国关注的焦点。按照绝对豁免理论，外国可以一方面在内国与内国私人或公司进行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交易，另一方面，却能够在纠纷发生时援引豁免来避免在内国司法当局面前被起诉或执行，从而逃避应负的经济责任，置内国私人或公司于不利地位，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限制豁免主义已成为国际上优势的理论。
（三）我国对国家豁免原则的立场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法律，但在这方面有一些政策和立场。从1949年“两航公司案”和1978年“湖广铁路债券案”可以看出我国基本上是采取绝对豁免主义政策的，不过同时也赞成通过协议来消除各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分歧。 1991年第46届联大六委会上，我国政府代表进一步表明立场：“国家豁免是基于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国家财产的执行豁免是一项久己确立和公认的原则”，同时我国代表重申：“为了维护和促进国家间正常的往来和经贸关系，可以就国家豁免制定一些例外的规定。然而考虑到国家豁免原则的性质和内涵，这些例外必须限于实际需要的某些情况而保持在最低限度上。” “我们承认和尊重国际上已存在着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两种不同的主张和实践，我们认为这两种不同的主张都有合理的内核”。我国政府在国际会议上在表明“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同时，又表示可以“就国家管辖制定一些例外的规定”，“为私方当事人提供公平合理的救济”，限制豁免主义“也有合理的内核”，可见我国政府的立场已经开始从绝对豁免主义的立场上缓和，体现了限制豁免主义的趋势。实际上，我国似乎也没有从绝对豁免论中受益。限制豁免论本身是伸缩性非常强的概念，留下很大的回旋余地，我们完全可以结合自己的国情和现状加以接受。
二、国家豁免的范围
（一）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
在国家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多数国家主张国家与国有企业责任独立，国有企业之间责任独立。例如，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第1610条对外国国家财产与外国机构或部门(包括国有企业)的财产做出明确区分，并规定不允许用某一机构或部门的财产对另一无关机构或部门的判决进行清偿。法国最高法院1988年在“罗马尼亚海运公司诉伯纳马尔航海公司案”判决中也采取同样的立场，法院认为，不能仅仅因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就用某一国有企业的财产来清偿另一国有企业的债务。美国学者费里德曼在对各国国有企业的现状及立法进行广泛研究与比较的基础上，将国有企业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政府部门控制的企业，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属于国家行政机构的一部分;二是由政府机构通过法令或规章成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共企业;第三种是国家部分或全部控制的商业公司，这种国有企业与一般的商业企业难以区别。第一种类型的国有企业没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没有独立的财产，属于国家主权机构的组成部分，其地位显而易见。而另两类国有企业是国家全部或部分出资成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企业，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是资产投资者与企业财产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公司化的国有企业就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
就我国的实践而言，则是由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机构代表国家向国有企业投资，最终形成国有企业的财产权。因此，两者在产权上应是各自独立的。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责任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财产的独立，必然导致各自责任的独立。因此，对于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国有企业的商业交易行为，国家对其不承担无限责任，更谈不上由另一不相关的国有企业对此承担任何责任，这是多数国家立法与司法实践采取的做法。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历史上及现行国内立法对国家与国有企业产权关系的模糊界定可能导致外国法院作出对我国不利的判决。南非法院曾以山西明迈特公司与海南洋浦公司都属由国家控制的企业为名，认定两者为联营公司，由此推断“恒裕”轮是联营船舶，并据此扣押“恒裕”轮。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民法通则》、《公司法》均对国家与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作出界定，但其中的规定呈现出相互矛盾、界定模糊的弊端。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2条规定，企业的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权。而《民法通则》第41条又承认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法人资格。这让人很难理解一个没有独立财产所有权的企业如何具备真正独立的法律人格。此外，《公司法》第4条在规定一般公司享有法人财产权后，又规定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实际上仍没有摆脱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桎梏。如果这种立法状况不予改变，我国在国有企业涉外诉讼中仍难免处于被动局面。结合我国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现状，行政权力对国有企业的干预仍然存在，不可避免会造成国家和国有企业法律关系模糊，尽快实行彻底的政企分开应是我国改革与立法的当务之急和解决问题的根本。
（二）国家豁免范围的界定
虽然限制豁免已为许多国家所接受，但是在什么范围内限制，以什么标准来规范国家不得援引豁免，在国际上是有不同主张的。限制豁免理论把国家行为分为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进行区别对待。即使是我国这样的坚持绝对豁免的国家也严格区分国家行为、财产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或公司的私法行为和财产，对后者不主张也不要求在外国享有司法豁免权。因此，当前国家豁免理论争论的焦点不是国家豁免应不应受限制的问题，而是哪些行为应受国家豁免，即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的划分标准问题。主张限制豁免的国家一般都主张把国家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主权行为（统治权行为），一类是商业交易行为（管理权行为）。并认为主权行为一般包括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行为；商业行为主要包括国家的经济、商业和贸易行为。对于外国国家的主权行为给予豁免，对于外国国家的商业交易行为不给予豁免。但是实际操作中如何界定国家行为属于其管理行为还是商业行为是有困难的。因为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而各国的实践也不一致。有的国家以行为的性质为标准来判断。如英、美、加拿大等国的立法都强调以行为性质作为判决其是否属于商业交易行为。外国政府为武装力量或为建造政府建筑物而签订的合同及购买必需品或设备合同构成商业合同，同样，签订有关维修大使馆馆舍的合同也是如此，即使这些合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公共职能，也应视为商业合同。另外一些国家主张以行为的目的作为标准来判断国家行为是否属于商业行为，例如国家为救灾目的而购买的粮食就应排除这种属于商业交易行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主张此说。最终，国际法委员会平衡了两说，采取了将性质作为主要标准，将目的作为辅助标准的规定。因此，国有企业在进行国际民商事交往中，只要符合性质和目的说，就可以豁免；同样，非国有企业在国际民商事活动中，只要其性质或目的符合国家行为（如国家授权），同样应给予豁免。
三、国家财产执行豁免
（一）国家财产执行豁免概述
国有企业由于其自身性质与行为的复杂性及其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其在执行方面也呈复杂局面。国家财产执行豁免是指一国财产免于在另一国法院诉讼中被采取包括扣押、查封、扣留和执行等强制措施属于国家豁免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对一国财产采取强制措施直接关乎国家的重大利益，如果单方面执意对外国国家财产采取强制措施，本国国家财产在外国也难以得到保护，甚至可能由此影响到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因此，各国对此均采取谨慎的态度。联合国在1991年《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条款草案》第18条规定，不得在另一国法院的诉讼中采取针对一国财产的强制措施，除非:(1)该国明示同意;(2)该国已经拨出或专门指定该财产用于清偿该诉讼标的的要求;或(3)该财产在法院地国领土上，并且被该国具体用于或意图用于政府非商业性用途以外的目的，而且与诉讼标的的要求有关，或者与被诉的机构或部门有关。在2000年对该草案重新讨论过程中，又出现将强制措施分为判决前与判决后两种，对于判决前的强制措施予以更多限制的备选案文。此外，在两次草案案文中都提到对诸如用于(或意图用于)使、领馆等外交用途、军事目的的财产，中央银行的财产及文化遗产等特定种类的财产不得采取强制措施。这些都反映出条款草案对国家财产强制措施的实施采取严格限制的态度。
（二）国有企业财产不能适用国家财产执行豁免
上述对国家财产执行的豁免是否可以适用于国有企业的财产呢?一般来说，国有企业非经授权行使国家主权权力，不是国家豁免的主体，其财产也不能享有执行豁免。国际法之所以对国家财产进行强制措施豁免的保护，主要因为国家财产在一定情形下关乎一国主权职能的行使，而作为独立法人实体，国有企业财产在性质上与以国库或国家财政收支形式表现出来的国家财产是有区别的，在商业交易中，它与一般私法主体的财产没有本质区别，与国家主权职能无关。在司法实践中，多数国家法院都对国有企业财产与国家财产加以区别，一般否认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享有财产执行豁免权。这在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与国家间的双边条约中均有反映。将国有企业的财产与国家财产进行区分是正确的，应当注意，这种区分不仅体现在是否享有执行豁免权上，另一方面也应反映于采取强制措施的过程中，即一旦国家财产在某些情况下不能援引执行豁免，不能牵涉到国有企业的财产。联合国草案案文中提到，对用于商业用途的国家财产采取强制措施，该财产应与诉讼标的的要求有关，或者与被诉的机构或部门有关。这里要求被执行财产应与“被诉的机构或部门”有关，可以认为是区别国家财产与国有企业财产的依据。笔者认为，在实践中不能以对国家的诉求转而执行该国国有企业的财产，也不能将国有企业的责任转嫁于对国家财产的执行上，更不能因此对另一不相关的国有企业财产采取强制措施。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是国际法中尚处于不断演变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领域。对此，我国一方面应积极参与有关公约的起草与订立，把握该领域新的发展动向，及时反映我国的立场;另一方面，也应尽快制定相关的国内立法，加强国有企业改革，使我国法院在处理外国国有企业涉诉案件中有法可依。


[参考文献]
[1]王铁崖著：《国际法》[M]，法律出版社，1995，第 页
[2]李双元著：《国际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版
[3]葛洪义著：《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版
[4]龚刃韧著:《国家豁免问题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黄进等：《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
[6]《国际法判例汇编》第65卷
[7]李学兰：《论国家豁免原则》，载《宁波大学学报》，2000年第10期
[8]杨晓东：《国家豁免理论的转变》，载《外交学院报》，1994年第3期
[9]梁淑英：《浅析国家豁免的几个问题》，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2期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３２６号

现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农药管理条例〉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总理 朱镕基

二００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农药管理条例

（１９９７年５月８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２１６号发布 根据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９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农药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农药生产、经营和使用的监督管理，保证农药质量，保护农业、林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维护人畜安全，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药，是指用于预防、消灭或者控制危害农业、林业的病、虫、草和其他有害生物以及有目的地调节植物、昆虫生长的化学合成或者来源于生物、其他天然物质的一种物质或者几种物质的混合物及其制剂。

前款农药包括用于不同目的、场所的下列各类：

（一）预防、消灭或者控制危害农业、林业的病、虫（包括昆虫、蜱、螨）、草和鼠、软体动物等有害生物的；

（二）预防、消灭或者控制仓储病、虫、鼠和其他有害生物的；

（三）调节植物、昆虫生长的；

（四）用于农业、林业产品防腐或者保鲜的；

（五）预防、消灭或者控制蚊、蝇、蜚蠊、鼠和其他有害生物的；

（六）预防、消灭或者控制危害河流堤坝、铁路、机场、建筑物和其他场所的有害生物的。

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经营和使用农药的，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研制、生产和使用安全、高效、经济的农药。

第五条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农药登记和农药监督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协助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农药登记，并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药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药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农药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农药登记

第六条 国家实行农药登记制度。

生产（包括原药生产、制剂加工和分装，下同）农药和进口农药，必须进行登记。

第七条 国内首次生产的农药和首次进口的农药的登记，按照下列三个阶段进行：

（一）田间试验阶段：申请登记的农药，由其研制者提出田间试验申请，经批准，方可进行田间试验；田间试验阶段的农药不得销售。

（二）临时登记阶段：田间试验后，需要进行田间试验示范、试销的农药以及在特殊情况下需要使用的农药，由其生产者申请临时登记，经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发给农药临时登记证后，方可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田间试验示范、试销。

（三）正式登记阶段：经田间试验示范、试销可以作为正式商品流通的农药，由其生产者申请正式登记，经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发给农药登记证后，方可生产、销售。

农药登记证和农药临时登记证应当规定登记有效期限；登记有效期限届满，需要继续生产或者继续向中国出售农药产品的，应当在登记有效期限届满前申请续展登记。

经正式登记和临时登记的农药，在登记有效期限内改变剂型、含量或者使用范围、使用方法的，应当申请变更登记。

第八条 依照本条例第七条的规定申请农药登记时，其研制者、生产者或者向中国出售农药的外国企业应当向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向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农药样品，并按照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农药登记要求，提供农药的产品化学、毒理学、药效、残留、环境影响、标签等方面的资料。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农药检定机构负责全国的农药具体登记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农药检定机构协助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农药具体登记工作。

第九条 国务院农业、林业、工业产品许可管理、卫生、环境保护、粮食部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部门推荐的农药管理专家和农药技术专家，组成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

农药正式登记的申请资料分别经国务院农业、工业产品许可管理、卫生、环境保护部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审查并签署意见后，由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对农药的产品化学、毒理学、药效、残留、环境影响等作出评价。根据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的评价，符合条件的，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发给农药登记证。

第十条 国家对获得首次登记的、含有新化合物的农药的申请人提交的其自己所取得且未披露的试验数据和其他数据实施保护。

自登记之日起６年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已获得登记的申请人同意，使用前款数据申请农药登记的，登记机关不予登记；但是，其他申请人提交其自己所取得的数据的除外。

除下列情况外，登记机关不得披露第一款规定的数据：

（一）公共利益需要；

（二）已采取措施确保该类信息不会被不正当地进行商业使用。

第十一条 生产其他厂家已经登记的相同农药产品的，其生产者应当申请办理农药登记，提供农药样品和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资料，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发给农药登记证。

第三章 农药生产

第十二条 农药生产应当符合国家农药工业的产业政策。

第十三条 开办农药生产企业（包括联营、设立分厂和非农药生产企业设立农药生产车间），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经企业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许可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工业产品许可管理部门批准；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对企业设立的条件和审核或者批准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有与其生产的农药相适应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

（二）有与其生产的农药相适应的厂房、生产设施和卫生环境；

（三）有符合国家劳动安全、卫生标准的设施和相应的劳动安全、卫生管理制度；

（四）有产品质量标准和产品质量保证体系；

（五）所生产的农药是依法取得农药登记的农药； （六）有符合国家环境保护要求的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并且污染物排放不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

农药生产企业经批准后，方可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四条 国家实行农药生产许可制度。

生产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农药的，应当向国务院工业产品许可管理部门申请农药生产许可证。

生产尚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但已有企业标准的农药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许可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工业产品许可管理部门批准，发给农药生产批准文件。

第十五条 农药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农药产品质量标准、技术规程进行生产，生产记录必须完整、准确。

第十六条 农药产品包装必须贴有标签或者附具说明书。标签应当紧贴或者印制在农药包装物上。标签或者说明书上应当注明农药名称、企业名称、产品批号和农药登记证号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号以及农药的有效成份、含量、重量、产品性能、毒性、用途、使用技术、使用方法、生产日期、有效期和注意事项等；农药分装的，还应当注明分装单位。

第十七条 农药产品出厂前，应当经过质量检验并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不得出厂。

第四章 农药经营

第十八条 下列单位可以经营农药：

（一）供销合作社的农业生产资料经营单位；

（二）植物保护站；

（三）土壤肥料站；

（四）农业、林业技术推广机构；

（五）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

（六）农药生产企业；

（七）国务院规定的其他经营单位。 经营的农药属于化学危险物品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经营许可证。

第十九条 农药经营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经营农药：

（一）有与其经营的农药相适应的技术人员；

（二）有与其经营的农药相适应的营业场所、设备、仓储设施、安全防护措施和环境污染防治设施、措施；

（三）有与其经营的农药相适应的规章制度；

（四）有与其经营的农药相适应的质量管理制度和管理手段。

第二十条 农药经营单位购进农药，应当将农药产品与产品标签或者说明书、产品质量合格证核对无误，并进行质量检验。

禁止收购、销售无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无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无产品质量标准和产品质量合格证和检验不合格的农药。

第二十一条 农药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农药储备工作。

贮存农药应当建立和执行仓储保管制度，确保农药产品的质量和安全。

第二十二条 农药经营单位销售农药，必须保证质量，农药产品与产品标签或者说明书、产品质量合格证应当核对无误。

农药经营单位应当向使用农药的单位和个人正确说明农药的用途、使用方法、用量、中毒急救措施和注意事项。

第二十三条 超过产品质量保证期限的农药产品，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农药检定机构检验，符合标准的，可以在规定期限内销售；但是，必须注明“过期农药”字样，并附具使用方法和用量。


第五章 农药使用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组织推广安全、高效农药，开展培训活动，提高农民施药技术水平，并做好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安全、合理使用农药的指导，根据本地区农业病、虫、草、鼠害发生情况，制定农药轮换使用规划，有计划地轮换使用农药，减缓病、虫、草、鼠的抗药性，提高防治效果。

第二十六条 使用农药应当遵守农药防毒规程，正确配药、施药，做好废弃物处理和安全防护工作，防止农药污染环境和农药中毒事故。

第二十七条 使用农药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农药安全、合理使用的规定，按照规定的用药量、用药次数、用药方法和安全间隔期施药，防止污染农副产品。

剧毒、高毒农药不得用于防治卫生害虫，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和中草药材。

第二十八条 使用农药应当注意保护环境、有益生物和珍稀物种。

严禁用农药毒鱼、虾、鸟、兽等。

第二十九条 林业、粮食、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林业、储粮、卫生用农药的安全、合理使用的指导。

第六章 其他规定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未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的农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经营、进口或者使用未取得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的农药。

进口农药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向海关出示其取得的中国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

第三十一条 禁止生产、经营和使用假农药。

下列农药为假农药：

（一）以非农药冒充农药或者以此种农药冒充他种农药的；

（二）所含有效成份的种类、名称与产品标签或者说明书上注明的农药有效成份的种类、名称不符的。

第三十二条 禁止生产、经营和使用劣质农药。

下列农药为劣质农药：

（一）不符合农药产品质量标准的；

（二）失去使用效能的；

（三）混有导致药害等有害成份的。

第三十三条 禁止经营产品包装上未附标签或者标签残缺不清的农药。

第三十四条 未经登记的农药，禁止刊登、播放、设置、张贴广告。

农药广告内容必须与农药登记的内容一致，并依照广告法和国家有关农药广告管理的规定接受审查。

第三十五条 经登记的农药，在登记有效期内发现对农业、林业、人畜安全、生态环境有严重危害的，经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审议，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宣布限制使用或者撤销登记。

第三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经营和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生产或者撤销登记的农药。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做好农副产品中农药残留量的检测工作，并公布检测结果。 第三十八条 禁止销售农药残留量超过标准的农副产品。

第三十九条 处理假农药、劣质农药、过期报废农药、禁用农药、废弃农药包装和其他含农药的废弃物，必须严格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防止污染环境。

第七章 罚 则

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或者危险物品肇事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以下规定给予处罚：

（一）未取得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擅自生产、经营农药的，或者生产、经营已撤销登记的农药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１０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有效期限届满未办理续展登记，擅自继续生产该农药的，责令限期补办续展手续，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５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５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补办的，由原发证机关责令停止生产、经营，吊销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

（三）生产、经营产品包装上未附标签、标签残缺不清或者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农药产品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３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３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不按照国家有关农药安全使用的规定使用农药的，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给予警告，可以并处３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业产品许可管理部门按照以下规定给予处罚：

（一）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农药生产企业的，或者未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擅自生产农药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１０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按照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的规定，擅自生产农药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５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

第四十二条 假冒、伪造或者转让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农药登记证号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号、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农药生产许可证号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号的，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或者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收缴或者吊销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由工业产品许可管理部门收缴或者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业产品许可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１０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生产、经营假农药、劣质农药的，依照刑法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或者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有关部门没收假农药、劣质农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１０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 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吊销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由工业产品许可管理部门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

第四十四条 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生产、经营农药的，或者违反农药广告管理规定的，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或者虚假广告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农药中毒、环境污染、药害等事故或者其他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农药过程中发生重大事故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关于危险物品肇事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 农药管理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依照刑法关于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或者受贿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与农药有关的国际条约与本条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７年５月８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