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器官移植与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法律保护
刘长秋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
摘 要：器官移植过程中会发生各种损害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情况。为此，需要我国制定一部专门规范人体器官移植与捐献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法》；需要在该法中将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作为一项重要立法原则，并建立包括器官来源审查制度、器官移植许可证制度等在内的多项器官移植安全保障制度；此外。还需要在刑法、民法中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
关键词：器官移植；未成年人；生命权益；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器官移植是指通过手术等方法，替换体内已损伤的、病态的或者衰竭的器官。 器官移植是20世纪以来医学领域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技术，它为人类医学救死扶伤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器官移植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据全球移植中心名录（WTCD）的统计，迄今已有60余万名身患不治之症者通过器官移植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移植的器官不仅具有良好的功能，而且他们身心健康，过着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育龄妇女能怀孕生育，少年儿童能健康成长。 在我国，器官移植自50年代末期即已开始，70年代开始应用于临床。目前已开展了10多种临床器官的移植，其中肝移植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居世界第四位；而在肾脏移植、小肠移植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和良好的疗效。但与此同时，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也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对未成年人生命权益侵害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生命权益即围绕人的生命而产生的各种生命权益，具体包括人的生命权、健康权、长寿权以及与健康权密切相关的身体权等。由于“人的生命是人存在的基础，是人维持其生活的基本物质活动能力”， 因此，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保护人们的生命权益就成为维持人生存和发展的必需。当前，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当代社会主旋律的情势下，探讨如何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法制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器官移植及其可能对未成年人生命权益造成的损害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上来说，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器官移植作为一项具有相当难度的生命科学技术，其发展为许多具有器官移植疾病或器官功能性障碍的患者带来重获健康希望。但与此同时，器官移植作为一种实验性的治疗行为，也潜藏着种种风险。尽管现有的器官移植手术是建立在长期总结治疗经验或反复科学实践的基础上的，已经具有了相当的适应性，但由于医方的失误、供体器官的卫生状况以及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自身的状况等原因，依旧极有可能引发一些严重的诸如身体伤害甚或死亡等侵害生命权益的事件。而在这些生命权益侵害的事件中，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侵害显然也在其中。在器官移植中，未成年人既可能会作为供体捐献或提供身体器官，也可能会作为受体而接受他人捐献的器官。而无论是在前一种情况下还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客观上都存在着其生命权益被侵害的可能。具体说来：
（1）无论作为供体还是作为受体，器官移植手术都会给未成年人带来一定的创伤及痛苦，并有可能引发某些并发症，导致其健康状况下降。
（2）器官移植有可能会使作为供体的未成年人的器官储备功能受到一定贬损，导致其疾病防御能力下降。
（3）在供体器官的卫生状况等存在隐患时，器官移植手术可能会导致作为受体的未成年人术后的健康状况比先前更为下降。例如，在供体患有遗传性传染病的情况下，接受移植的未成年人会因为接受了供体的器官而染上与供体同样的疾病。
（4）由于医方在诊断时存在严重过失，致使不需要和不应当接受器官移植的未成年人接受了器官移植，导致其健康的器官被切除。
（5）由于其他医疗事故也可能会导致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在捐献器官或接受器官移植手术时受到损害。例如，未成年人自愿捐献的是自己的左肝，但由于医方的失误而将其右肝摘取；再如，在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过程中，医生误将手术器具、药棉等遗留在未成年人体内，造成其痛苦；等等。
不仅如此，在未成年人尚不具备足够的判断能力，对器官移植的后果还难以清醒认识的情况下，其他人怂恿或欺骗他们诱使其捐献自己的器官，或者未经其允许而偷摘其身体器官用于器官移植的行为，无疑也将构成对其生命权益的侵害。此外，在器官移植技术已经相当发达的今天，可供移植的器官仍然主要来自人类自身，多数情况下依旧需要牺牲一个个体去挽救另一个个体，由于需要接受移植的患者众多而器官来源又严重不足，导致人体器官成为一种具有高利润性的物。为此，某些利欲熏心的犯罪分子通过绑架、麻醉等手段强制摘取未成年人身体器官用于贩卖的情况也会发生。这类情况无疑都会对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构成严重的威胁或造成现实的损害。
二、器官移植中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法律保护
器官移植中对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损害往往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医生责任感的缺失、器官移植技术负面效应的不明显性以及法律保障的失利等，都是导致器官移植中未成年人生命权益易受侵害的重要原因。但笔者以为，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则是法律保障的失利。由于当前我国在器官移植方面的立法步伐相对滞后，还没有制定专门规制器官移植的《器官移植法》，因而导致医疗实践中的器官移植操作极不规范，对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未予充分重视和保护。事实上，未成年人作为一类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之黄金时期、生命还相对脆弱的特殊群体，其生命权益应受到法律的特殊保障。这是现代法制文明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为此，笔者以为，针对器官移植中出现的上述各种侵害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现象，我国应当加快器官移植立法的步伐，制定一部专门的《器官移植法》，通过《器官移植法》及于之相配套的民事及刑事制度来保障器官移植各方权利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为此，首先需要我国未来《器官移植法》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
器官捐献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对这种行为的提倡有助于提高公民的道德素养。所以，对于公民自愿捐献其身体器官的行为，立法应予以积极的倡导。然而，立法所倡导的这种自愿捐献器官的前提条件应当是其不会对捐献者造成生命安全方面的威胁和健康方面的损抑，而且，也不会产生或者可能产生其他负面效应。当前，活体器官移植的理论前提是其不会对供体的生命健康带来损害，而事实上，这一理论前提还是存在一定的可证伪性的，就是说，“器官移植并不是绝对不会对供体身体健康造成任何损害的。” 这是因为，器官移植主要是通过手术的方式来进行的，这其中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生命风险和健康损害，至少会在短期内给供体带来一些肉体上的痛苦。未成年人作为正处于生理发育最佳时期的一类特殊社会群体，在如对摘除器官后的承受能力、对被摘除器官的未来健康需求等许多方面都还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容易引发损害其生命权益的事件发生；加之未成年人一般都缺乏足够成熟和理性的自我判断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对器官移植的后果等都难以具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理解，容易出现纠纷。因此，对于未成年人自愿捐献器官的行为，未来《器官移植法》应当仔细权衡、谨慎考虑。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在此问题上的态度来看，基本上都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而转而以“成年”作为捐献器官的主体要件之一，如美国的《统一组织提供法》就规定，自愿捐献器官者须年满18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身体健康；法国的《关于器官摘取之法律》以及台湾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也都有类似的规定。这表明，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是当前各国立法所普遍采取的立法倾向。我国是在器官移植立法方面相对滞后的国家，在基本上还没有什么立法经验可言的情况下，显然应当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做法，将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以及身体健康等作为未来《器官移植法》允许并提倡自愿捐献器官的前提条件，拒绝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这是保护未成年人在器官移植中的合法生命权益的需要。
（二）建立供受体健康状况调查制度及器官移植对供受体健康的影响评估制度
设立供受体健康状况调查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医方对器官移植前后供受体的健康状况进行认真调查和分析，以此为受体的健康状况是否已经恶化到必须接受器官移植的程度和供体的健康状况能够允许其捐献器官提供现实依据，提高进行器官移植的安全系数。同时，通过对供受体术后健康状况的了解和调查，可及时发现那些隐匿的手术并发症或后遗症，了解器官移植对供受体生命健康状况的影响，以便及时采取适宜的补救措施，切实保障供受体的生命与健康。而建立器官移植对供受体健康的影响评估制度的主要作用则在于保障医方对将要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的可行性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科学的评估，以提出影响或可能影响器官移植安全进行的因素的分析报告以及消除这种影响的医疗方案设计，保证器官移植手术安全进行， 不会对供受体的生命健康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在《器官移植法》中设立这两项制度，对于保障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器官移植供受体的生命权益显然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意义。
（三）建立器官移植手术许可证制度
器官移植是一项高难度的医疗手术，并非任何医疗单位都具备实施这类手术的能力，也并不是每个医师都有能力和水平进行这种手术。所以，出于对手术安全性的考虑以及保障未成年人生命健康的需要，应当在《器官移植法》中确立器官移植手术的许可证制度，对申请从事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疗单位和医师个人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就审查的内容来说，应当包括：医疗单位是否具备进行器官移植所必需的医疗设备；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的医师是否具有相关的临床经验、实际水平和能力等等。 这也是防止因医疗单位和医师不具有进行器官移植所必需的资质而擅自进行器官移植以致损害他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生命权益以保障器官移植手术安全进行的需要。
（四）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严厉打击贩卖人体器官的活动
在当前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众多而可供移植的器官又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器官的高利润性使得器官买卖成为器官移植中所面临的一类严峻社会问题，它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良好形象。现实生活中，我国已发生了许多买卖人体器官的事件，更有甚者，有些不法分子受人体器官买卖高利润性的诱惑，不惜铤而走险，通过拐卖、诱骗、麻醉等犯罪手段偷偷摘取或强制摘取他人的身体器官加以贩卖，未成年人由于不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和防护能力，经常会成为这些不法分子猎取的目标。这不仅对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损害，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而当前我国现行立法对人体器官买卖问题的立法空位，则客观上为人体器官买卖在现实世界中的自流提供了法律上的空隙。为此，立法应当明令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对买卖特别是贩卖人体器官尤其是未成年人的身体器官的行为予以严厉和有效的打击。这是在器官移植中保护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一项前瞻性工作，也是使我国器官移植保持向公益性方向健康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
（五）设立器官来源的严格审查制度
除以上制度外，在我国未来《器官移植法》中设立器官来源审查制度也是防范和保障未成年人生命权益不受非法侵害的一个需要。通过在《器官移植法》中设立该制度，不仅可以对用于移植的器官的卫生状况加以了解，防止不符合健康和卫生标准的人体器官用于以未成年人为受体的器官移植以致损害其健康，还可以禁止来源不明的人体器官被用于器官移植手术（因为这类器官中极有可能会有通过各种犯罪方式或侵权方式获得的未成年人的身体器官），保障器官移植的合法进行。为此，需要立法者在我国未来《器官移植法》中认真设计好该项制度，并在实践中对用于移植的供体器官的来源作严格的审查。这也是在器官移植中保护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客观需要。
当然，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任何法律都不是独立运作的，都需要其他立法来加以配合。因此，为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除要在未来《器官移植法》中设立上述规则和制度外，还要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有关器官移植损害的刑事惩治制度和民事救济制度。具体来说，要在我国刑法中增加有关器官移植犯罪方面的规定，如“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非法采摘、供应人体器官罪”、“偷取他人身体器官罪”等。1997年修订通过的刑法第333条及334条对“非法组织卖血罪”、“强迫卖血罪”、“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罪”以及“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事故罪”进行了处罚规定，但对“非法买卖人体器官”、“非法采摘、供应人体器官”、“偷取他人身体器官”以及“采摘器官事故罪”等的处罚规定却疏漏了。为此，需要在现行刑法中增设专门的器官移植犯罪，对侵害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人们的生命权益的行为进行有效的防范。同时，对于那些因偷取、骗取及强制摘取器官而造成未成年人重伤或死亡的行为，也应依照现行刑法第232条、第233条、第234条以及第第235条对“故意杀人罪”（主要表现为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会造成未成年人死亡的结果而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也以间接故意为主，即行为人明知会造成未成年人重伤的结果而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过失致人重伤罪”的规定加以严惩。此外，要在我国民法上建立未成年人身体生命权益损害的民事救济制度，具体应包括以下两项内容：一是要建立未成年人生命权益损害的民事责任制度，在将过错责任作为主要归责原则的同时，通过举证责任倒置更好地保护器官移植中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二是要建立未成年人生命权益损害的民事赔偿制度，通过该制度，对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侵害给予高标准的赔偿，使未成年人被损害的权益能够得到及时、充分和有效的救济。这些显然都是在器官移植中保护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有效措施。
本文发表于《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4年第6期。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六盘水市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贵州省六盘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六盘水市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府办发〔2012〕26号
各县、特区、区人民政府，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六盘水市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12年2月6日市人民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〇一二年三月九日
（请各县、特区、区人民政府和钟山、水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将此件转发至辖区内各乡〈镇、街道〉）
六盘水市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民政部《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和国家、省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是指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主办的，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和其他老年人提供供养服务的公益性机构。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作为公益性非盈利组织，纳入财政全额预算事业单位管理，由各县、特区、区事业机构登记管理部门依法办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
第三条 民政部门是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对其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财政部门负责安排和落实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管理和“五保”对象供养资金。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对其主办的农村养老服务机构进行具体管理。
第四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实行等级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在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管理和服务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的领导，将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结合当地实际编制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建设专项规划，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第六条 农业人口达到10000人以上或农村“五保”供养对象超过50人以上的乡镇，原则上应当建设1所规模适中、基本满足当地实际需要的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也可以根据当地实际，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几个乡镇人民政府联合建设农村养老服务机构。
第七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应当遵循因地制宜、合理布局、节约实用的原则，充分利用农村“五保”供养服务中心（敬老院）资产，采取改造提升或新建等方式建设。
第八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应当达到下列标准：
（一）新建、改扩建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数不低于60张，首批吸纳供养对象入住率不低于70%，居住用房使用面积单人间不少于10平方米，双人间不少于14平方米；
（二）通水通电、环境优雅、交通方便，占地面积、生产基地与实际供养需求相适应；
（三）建筑宜为砖混结构的平房院落或三层以下楼房，室内设计应考虑供养对象生活安全需要，符合国家建设标准；
（四）生活区、文化娱乐区、生产经营区布局科学合理，功能齐全，建有厨房、餐厅、储藏室、卫生间、浴室、活动室、办公室、医疗室等配套设施，配备膳食制作、医疗保健、文化娱乐、供暖降温、办公管理等生活设施；有必要的农副业生产经营场地和设施。
第三章 供养服务
第九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集中供养的农村“五保”对象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经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查确认并发证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
（二）本人自愿集中供养；
（三）无传染性疾病和精神病。
第十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应当优先供养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在满足当地农村“五保”供养对象集中供养需要的基础上，多余床位向社会开放，吸收社会老人自费寄养，并与其本人或法定赡养人签订供养协议，约定双方权利和义务。
第十一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与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签订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委托供养服务协议，协议范本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制定，报市级民政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入住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由本人提出申请，本人有意愿但无法表达的可由他人或村民委员会代为申请；
（二）村民委员会进行审查、评议，签署审核意见报乡镇人民政府；
（三）乡镇人民政府对申请供养对象进行考察、公示，组织健康检查，提出审查批准意见；
（四）村民委员会、“五保”供养对象（或监护人）与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签订供养协议。
第十三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供养对象个人私有财产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不得将其私有财产交给国家或单位作为入住集中供养的条件。
第十四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应当向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提供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规范服务：
（一）提供适合农村“五保”供养对象需要的膳食；
（二）提供服装、被褥等生活用品和零用钱；
（三）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住房；
（四）提供日常诊疗服务，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护理照料；
（五）妥善办理丧葬事宜。
对未满16周岁或者已满16周岁仍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农村“五保”集中供养对象，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应当依法保证其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保障所需费用。
第十五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中“五保”对象的实际供养水平不得低于县级人民政府公布的农村“五保”集中供养标准，并随着当地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适时调整。
第十六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供养对象膳食安排应当符合食品卫生要求，每周有食谱，每日三餐，荤素、干稀搭配合理，能满足供养对象营养需求。
第十七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应当为供养对象建立健康档案，依托当地医疗机构定期为供养对象进行健康检查，并安排患病供养对象及时治疗。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应当设立医务室，为供养对象提供日常诊疗服务。
第十八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应当为供养对象提供热情周到的日常护理，为生活不能自理的供养对象提供必要的特殊护理。积极组织开展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活动，丰富供养对象的精神文化生活。
第十九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供养的“五保”对象死亡，应当根据有关殡葬管理规定办理丧葬事宜，供养对象所在村、组应协助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从简料理后事。
第二十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入住对象应当团结互助、讲究卫生、爱护公物、服从管理，尽量做到自主服务；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院内各项规章制度；积极参加有益身心健康的生产劳动和其他集体活动。
第二十一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供养的“五保”对象自愿要求出院的，由本人提出申请，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因故被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动员出院的，由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提出申请，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经批准出院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由原所在地村民委员会派人办理出院手续，带回原居住地并妥善安排日常生活，有监护人的及时告知监护人。
第四章 内部管理
第二十二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名称原则上由县、特区、区名+乡镇名+养老服务中心组成，也可以保留“农村五保供养服务中心”、“敬老院”等传统名称。
第二十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举办的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为公益性事业单位，纳入财政全额预算管理。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及养老服务机构规模，按程序申报机构编制有关事宜。
第二十四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应当设立院务管理委员会，实行院务公开。院务管理委员会由主办单位代表、入住对象代表和工作人员代表组成，其中入住对象代表应达到二分之一以上。
院务管理委员会由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全体人员民主选举产生，履行以下职责：
（一）监督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
（二）监督财务收支和管理情况；
（三）监督院长和工作人员的工作；
（四）调解入住对象之间的矛盾纠纷；
（五）组织协调入住对象开展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
（六）其他院务管理职责。
第二十五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由乡镇人民政府从在编人员中选拔任命产生，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应当与聘用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保障工作人员的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并为其办理相应的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对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考核合格的，准予上岗服务。
第二十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纳入目标管理考核范围。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和档案管理、环境卫生、安全保卫等规章制度，并向入住对象公开。
对农村养老服务机构院长实行年度考核，由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组织实施。对年度考核不称职或者信任度测评达不到50%以上的，应当进行调整或解聘。
对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的考核，由院务管理委员会组织入住对象测评，对连续两次信任度测评达不到50%的应当解聘。
第二十七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设立专账，实行独立核算，做到资金专款专用。供养资金、工作经费、生产经营收入与日常支出等情况要按季公布，接受供养人员和社会的监督。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八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资金来源包括：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县级财政预算、社会捐赠收入、院办经济收入和其他收入。
第二十九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资金和管理资金应当按照财政预算管理程序申报，经审核后纳入县级财政预算安排。
管理资金是指维持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正常运转必须支出的各项费用，主要包括聘用人员工资、办公经费、设备设施购置维护经费和水电燃料费等。县级财政应当按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入住供养人数每人每年不低于2000元安排管理资金，并根据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幅度增加管理经费。
第三十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集中供养“五保”对象的资金应当按照县级人民政府公布的集中供养标准，纳入财政专项保障。县级财政部门应当按照民政部门核定的实际供养人数按季及时将供养资金拨付给农村养老服务机构。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应当将“五保”对象集中供养资金全部用于为“五保”供养对象提供供养服务，不得挪作他用。
第三十一条 市、县民政部门应当每年从本级福彩公益金中安排不低于20%的资金，用于支持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和维护。
第三十二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五保”供养对象参加新农合由农村医疗救助资金全额资助，供养对象因病在县、乡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基本医疗费用补助不设起付线，新农合补助比例乡级不得低于90%，县级不得低于80%，补助后的基本医疗费用从农村医疗救助资金中统筹解决。
第三十三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供养的“五保”对象去世后，县级财政部门按当地一年的“五保”集中供养经费标准拨付给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作为该对象的丧葬补助。
第三十四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农副业生产，其收入用于改善入住对象的生活。鼓励入住对象参加有益身心健康和力所能及的生产活动，并给予适当报酬。
第三十五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入住对象在用电、用水、用气、电视收视等方面比照城镇低保对象予以优惠。
第三十六条 鼓励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人向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提供捐赠，帮助改善供养对象的生活条件。
第三十七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管理和使用的资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需要办理登记的应当依据相关规定办理登记手续。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应当终止供养服务协议；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歧视、虐待入住对象的；
（二）未尽到管理和服务义务致使入住对象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
（三）侵占入住对象财产的；
（四）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九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予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予以辞退；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私分、挪用、截留农村“五保”供养款物的；
（二）私分、挪用农副业生产经营收入的；
（三）辱骂、殴打、虐待入住对象的；
（四）盗窃、侵占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和入住对象财产的；
（五）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
第四十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入住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予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停止集中供养或寄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农村养老服务机构规定，扰乱正常生活秩序的；
（二）打架、斗殴，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
（三）损毁、盗窃、侵占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或者入住对象财产的；
（四）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鼓励社会组织或个人积极兴办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相关管理和服务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30日后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