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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事回避审判制度的思考

向品


摘要：司法公正首先必须是一种形式上的正义。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基于回避制度对实现程序公正的重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月31日颁布了《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回避规定》）。本文拟从现行相关制度出发，对比各国类似规定，从而找出现行立法的不足并提出解决建议。
关键词：回避制度 回避方式 回避主体范围 回避缘由 回避程序


回避制度，是指审判人员以及其他有关人员遇有法律规定的回避事由时，退出对某一具体案件的审理或诉讼活动的制度。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自行回避，又称积极回避，即应当回避的主体主动申请退出审理活动的行为，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339条规定，法官认为本人有回避之原因，或者依其内心意识认定自己应当回避，由其所属法院的院长指定另一法官替代之。另一种是申请回避，又称消极回避，是指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申请法官退出本案审理活动的行为，如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法官依法不得执行职务时，或法官有不公正的可能时，可以申请其回避。日本的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审判官的排除”制度，即承办法官受理案件后，遇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当事人没有申请回避，承办法官也没有主动要求回避时，法院可以依职权命令承办法官回避。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将之称为“依职权决定回避”，该法第38条第一款规定，……法院或院长，如认推事有应自行回避之原因者，应依职权为回避之裁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45条第1款规定：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可见我国只规定了自行回避和申请回避两种方式，对于“依职权决定回避”，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无相应的规定。回避是程序正义的应有之义，其法理意义在于通过“作茧自缚”式的时空隔离，恣意将私欲等可能影响公正决策的因素最大限度的排除。诉讼制度的价值目标是通过程序公正解决纠纷、实现社会正义，回避制度即是为了保证案件公正审理而设立的一种审判制度，它是自然公正原则在现代法中的引申，对实现司法公正有着重要意义。
一 、回避制度之法律价值①
1.源于诉讼机制本身的要求。诉讼机制是由非冲突方的第三者来处理纠纷。考察人类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种机制的基本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解决纠纷时的利益和主观愿望。一般而言，由于纠纷在根本上是双方当事人对权利义务关系所发生的争执，因而他们在共同选择由第三方处理彼此冲突当然力求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双方都有同样的愿望。因此，最后唯一现实和理性的决策，就是双方妥协，选择不偏向任何一方的第三方。因此，诉讼作为纠纷解决机制，必须要求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障，回避制度就是顺应这种要求而产生和演变起来的诉讼基本制度之一。通过回避制度来确保司法人员与任何一方无利害关系，从而为双方所信任、接受，进一步达到尊重裁判结果，解决纠纷的目的。
2.确保司法人员中立。理想的诉讼模式是司法人员和当事人之间呈“等腰三角形”，而不偏袒任何一方。它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司法人员既非原告亦非被告，而是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来解决纠纷。任何人都不应是自身之法官。第二，司法人员地位居中，不得与案件当事人有类似如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利害关系及其他关系。第三，司法人员对当事人和冲突事实无先入之见。裁判者在开始处理纠纷之前，应对冲突事实和冲突双方的个性、品格等情况保持一无所知的空白状态。
3.保障司法公正。法律上的回避制度源于人类应受公平对待的自然本性。人之所以是人，是在于他有要求受到公平对待那种与生俱来的期待。当人类选择诉讼解决纠纷时，程序上的公正成为人民关注的焦点，而程序公正的第一要义是程序的操纵者与程序的结果应当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负责可能会利用自己在程序中的优势地位，促使程序的结果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这时人们就不会以公正的心态来认同该法律程序的结果，因此，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
我国是一个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人们的宗法观念、家族观念、各种亲属关系和人际关系的交错重合，重人情文化的传统对于权力的滥用、徇私枉法的滋生，有着很深的历史影响和广泛的社会根源。②在我国这种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下，对执法者的个人品德盲目抱着一相情愿的美好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对其不合情理的过分要求。为保证其依法履行职责、秉公办案、清正廉洁，明确规定回避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司法公正首先必须是一种形式上的正义，若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更妄论实质的正义。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人性本身就存在很多难以根除的恶习，执法者又同样与普通大众生活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空间，人们难以指望他们是神而非人。回避的必要是以对人性的不信任为前提的，是以对自私、恣意等人性的弱点防范为目的，这使得回避成为程序正义的应有之义。
二、现行制度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月31日颁布了《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 审判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有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姻亲关系的；
（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勘验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
（四）与本案的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有夫妻、父母、子女或者同胞兄弟姐妹关系的；
（五）本人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
第二条 审判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回避，但应当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一）未经批准，私下会见本案一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的；
（二）为本案当事人推荐、介绍代理人、辩护人，或者为律师、其他人员介绍办理该案件的；
（三）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财物、其他利益，或者要求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报销费用的；
（四）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宴请，或者参加由其支付费用的各项活动的；
（五）向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借款、借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或者其他物品，或者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在购买商品、装修住房以及其他方面给予的好处的。
第五条 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担任其所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第八条 审判人员明知具有本规定第一条至第三条规定情形之一，故意不依法自行回避或者对符合回避条件的申请故意不作出回避决定的，依照《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的规定予以处分。
审判人员明知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具有本规定第四条、第五条规定情形之一，故意不作出正确决定的，参照《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予以处分。
第九条 本规定所称审判人员是指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
本规定所称法院其他工作人员是指法院中占行政编制的工作人员。
人民陪审员、书记员、翻译人员、司法鉴定人员、勘验人员的回避问题，参照审判人员回避的有关内容执行。
执行员在执行过程中的回避问题，参照审判人员回避的有关内容执行。
相比《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而言，《回避规定》是对回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一是将回避主体的范围扩大，进一步明确为审判人员，包括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其他人员如人民陪审员、书记员、翻译人员、司法鉴定人员和勘验人员和执行人员的回避问题，则参照审判人员回避的有关内容执行；二是将“当事人的近亲属”明确为“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姻亲关系”；三是具体规定了审判人员违规违纪会见当事人及代理人接受财物、获取利益等行为作为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情形；四是确立了违反回避制度审理案件的法律后果。③然而，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受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影响，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回避权重视不够；另一方面,当事人由于对申请回避知之甚少，更担忧如果提出回避申请，未获批准反而得罪法官，可能给诉讼带来不利，故提出回避申请者寥寥无几，回避制度在实践中几乎被束之高挂。因此回避制度的难以落实，主要还是该制度存在诸多问题。
三、现行回避制度之问题
（一） 回避方式问题
目前我国民众对法治尚未有充分的理论及知识准备，在对司法权的认知上还残存着传统衙门的阴影，多数民众尚不能主动意识到其申请的权利。更担忧如果提出回避申请，未获批准反而得罪法官，可能给诉讼带来不利，故提出回避申请者寥寥无几。另外，由于长期以来受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影响，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回避权重视不够。而大多数惩办案件人员又由于其所处环境的“乡土性”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人伦关系的制约，主动申请回避对其来说是一种两难选择。针对当前回避制度的现状，增加职权回避制度作为自行回避和申请回避的补充，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二） 回避主体范围问题
回避主体指哪些人员遇有法律规定的情形而应当退出案件审理。科学的界定回避主体的范围关系到回避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是否能落到实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回避的主体范围包括审判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员、勘验人员。《回避规定》第9条第一款对审判人员作出界定，包括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同时，该条第四款将执行人员也纳入回避主体范围。这说明随着时间的发展，司法人员对回避主体有了进一步认识。然而，此范围却仍不能完全实现制度设计的目的。
1.回避制度在二审中出现真空。民事诉讼法第152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在事实核对清楚后，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径行判决、裁定。这就明确了二审是以开庭审理为主，书面审理为辅，但实践中，受办案力量和交通条件等限制，许多案件采用书面审理，当事人只能通过裁判文书得知法官之名。如二审中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当事人如何行使申请回避权？④
2.法院是否应属于回避的主体？笔者不妨分析两个案例。其一，某法院受理了一起货款纠纷案件，被告某公司就在该法院的隔壁，法院和被告共用一厕所，法院法官上下班都从被告门前经过，这种情况下，该法院是否应该回避，立法上没有规定，但从设立回避制度的初衷看，凡是可能影响到案件公正审理的，都应该在需要回避的范围之列。本案中，被告和法院地理位置如此特殊，两者之间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关系，至少工作人员之间“混个脸熟”，为了避嫌，整个法院都应回避。其二，某法院受理了一起借贷案件，原告发现承办法官王某即为被告的弟弟，遂提出回避申请，该院院长作出换人审理的决定。但无论换成该院的谁，都是被告弟弟的同事，只要王某稍加“活动”，甚至根本无需“活动”，该案的审理都会偏离公正的方向。即使该案能得到公正审理，原告也会对结果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整个法院都回避，如果当事人的亲友是法院的领导时，这种回避尤为必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法院回避属于法院管辖权的一种转移，被回避的法院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7条的规定，报请上级法院指定管辖。外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就有这方面的规定，例如罗马尼亚民事诉讼法典第37条就规定，当事人的一方是法院的法官或陪审员的家属、或四亲等以内的近亲属，另一方可以请求将诉讼转移到另外一个同级法院审理。可见，法院成为回避主体并不是异想天开，而是确有其法，切实可行。⑤
3.律师和法官谁更应回避？《回避规定》第五条规定：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担任其所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毫无疑问，该规定的初衷是好的，“可从工作机制上防止和消除少数审判人员办‘关系案’、‘人情案’，确保司法公正”，然而存在两方面问题。首先，审判回避指的是裁判主体的回避，法律工作人员的亲属作为代理人或辩护人参加诉讼，只能是裁判的客体，将其纳入回避的范畴实属与审判回避之实质要义相冲突。另外，这一规定变相剥夺了法院工作人员的亲属的就业选择权，对他们而言是不公平的。所以应该从健全法官管理机制建立法院内部的审判质量控制机制入手，从法院和法官自身着手，法院无权过多干预法院工作人员以外的其他人的行为自由。建议将该条修改为“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担任其所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该法院回避，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7条第1款的规定，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⑥
4.与本案律师之间有某种特定关系的司法人员也应属于回避主体。代理人与当事人事实上在诉讼中已结成了利益的共同体，裁判结果与代理人直接相关。特别是近年来律师行业风险代理的推行，裁判的结果与代理人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当事人试图通过代理人与审判人员的关系来影响案件出来情况也越来越普遍。当事人找律师都要先问律师与法院有没有关系。与法院有“关系”的律师即使业务水平很一般，也总是门庭若市，案源丰富。而与法院没有“关系”的律师，即使业务水平很高，也是生意清淡。因此，应将代理人视同“当事人”实施回避。⑦
（三） 回避缘由问题
各国民事诉讼法对此规定不完全一致，但一般都采用列举的方式作出详细的规定。如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了七种情形，即：推事或其配偶、前配偶或未婚配偶，为该诉讼事件当事人者；推事为该诉讼事件当事人、八亲等内之血亲或五亲等内之姻亲或曾有此亲属关系者；推事或其配偶、前配偶或未婚配偶，就该诉讼事件与当事人有共同权利人、共同义务人或偿还义务人之关系者；推事现为或曾为该诉讼事件当事人之法定代理人或家长、家属者；推事于该诉讼事件，现为或曾为当事人之诉讼代理人或辅佐人者；推事于该诉讼事件，现为或曾为当事人之诉讼代理人或辅佐人者；推事于该诉讼事件，曾为证人或鉴定人者；推事曾参与该诉讼事件之前审裁判，更审前之裁判或仲裁者。而《回避规定》第一条只规定了五种情况：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有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姻亲关系的；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勘验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与本案的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有夫妻、父母、子女或者同胞兄弟姐妹关系的；本人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两者比较，我国的立法至少存在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是立法语言含义不清，没有确定性。“利害关系”和“其他关系”都是很宽泛的概念。利害关系系指案件处理的结果影响到负责处理案件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金钱、名誉、友情、亲情等增加或减损。人在作为一个社会人时，他始终处于各种利害关系中，离开了这种利害关系，他是无法生存的。因此，人所处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就是利害关系。故而应对“利害关系”作一个专门的司法解释，可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如法国、日本对其界定就非常细致。至于“其他关系”，范围就更广了。建议将它解释为“同学、师生、朋友、战友、邻居等可能影响案件处理的关系。第二是对回避制度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到位。“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才需回避，这就意味着“这种关系并非必然引起回避结果”，笔者认为这不妥，建议只要当事人能举出合理怀疑都应回避。原因有四：其一 ,有某种合理怀疑和无任何怀疑相比，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即使只有百分之一，但对于这个案件和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其二有了合理怀疑，即使案件得到公正的审理，当事人尤其是败诉方对案件审理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回避制度的作用还是打了折扣。其三“可能”本身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立法语言，如何来界定这“可能”，又由谁来界定这“可能”呢？⑧其四，目前当事人申请回避需要提供证明材料，对于证据不充分的，法院一般都不采纳当事人意见。鉴于当事人对回避举证的困难性，应放宽其举证要求。第三是回避事由规定的很不全面，使一些应当回避的人员由于缺少相应的规定而没有回避，影响了诉讼活动的公正进行，如法官因个人好恶、信仰、种族、经历等非关系利益因素而对一方当事人产生偏见能否构成回避的事由呢？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法官及相关工作人员应自行回避或由院庭长依职权决定其回避。
（四） 回避程序问题
“回避程序是为确保回避程序是为确保司法公正而设置的一项重要的法律程序，也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但在审判实践中，每次庭审前法官询问当事人是否需要申请回避时，回答几乎都是“不回避”。造成回避制度形同虚设的原因在哪里呢？笔者认为主要在于这种制度在程序运作的设计上缺少科学性和实用性，回避制度没有落实到实处。
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人民政府令（第５１号）


　　《安徽省机动车辆、船舶法定保险暂行规定》已经一九九四年一月七日省人民政府第二十六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　傅锡寿
　　　　　　　　　　　　　　　　　　　　　　　　　　
一九九四年二月三日


　　　　　　　　　安徽省机动车辆、船舶法定保险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安全运输，保障交通事故和意外事故中受害方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我省境内登记领取牌证的机动车辆（含营业性运输拖拉机）和从事营业性运输的机动船舶。军用车辆、船舶和残疾人专用的机动车辆除外。


　　第三条　机动车辆实行车辆损失和第三者责任保险及其附加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承运货物保险；营业性运输船舶实行船舶损失和碰撞责任保险；摩托车、简易机动三轮车和既从事农田作业又从事运输的拖拉机，实行第三者责任保险。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确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安徽省分公司负责全省机动车辆、船舶法定保险业务工作，设在各地、市、县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或其代理机构具体负责经办所辖区的机动车辆、船舶法定保险业务。


　　第五条　车辆、船舶的所有人或经营人（以下称投保方），必须到车辆、船舶登记地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或其代理机构（以下称保险方）办理保险。
　　投保方新置的车辆、船舶，应当自登记领取牌证之日起十五日内办理保险手续．
。


　　第六条　公安、交通、农机、船检、港监部门，应当协助保险方做好承保和防灾理赔工作。

第二章　保险金额与保险费





　　第七条　单位拥有新置车辆、船舶的保险金额，可以按照投保时重置价值确定；单位原有车辆、船舶的保险金额，可以按投保时实际价值确定，也可以由投保方和保险方协商确定；个人拥有或者个人承包单位的车辆、船舶的保险金额，按照投保时实际价值确定；第三者责任保险、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承运货物保险以及船舶碰撞保险的保险金额由投保方和保险方协商确定。


　　第八条　车辆、船舶保险费，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保险费率执行。

第三章　保险方责任





　　第九条　参加保险的车辆（以下称保险车辆）由于下列原因造成损失的，保险方应当负责赔偿：
　　（一）洪水、破坏性地震、地陷、崖崩、雪崩、泥石流、冰陷（经交通管理部门允许行驶的冰面）；
　　（二）雷击、暴风、龙卷风、雹灾；
　　（三）碰撞、倾覆、火灾、爆炸；
　　（四）隧道坍塌、空中运行物体坠落；
　　（五）整车失窃（含挂车单独失窃）三个月以上；
　　（六）载运保险车辆（有驾驶人员随车照料）的渡船遭受自然灾害或者发生意外事故。


　　第十条　投保方使用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直接损失，应由投保方承担责任的，保险方按有关规定负责赔偿。
　　投保方使用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致使本车上的人员遭受人身伤亡，应由投保方承担的赔偿责任，保险方在保险单确定的限额内负责赔偿。
　　投保方使用保险车辆发生本规定第九条第一、二、三、四项所列的保险事故，致使本车上装裁的货物遭受直接损失，应由投保方承担的赔偿责任，保险方在保险单确定的限额内负责赔偿。


　　第十一条　参加保险的船舶（以下称保险船舶）由于下列原因造成损失的，由保险方负责赔偿：
　　（一）八级以上（含八级）大风、洪水、海啸、地震、崖崩、滑坡、泥石流、冰凌、雷击；
　　（二）火灾、爆炸、碰撞、搁浅、触礁、倾覆、沉没；
　　（三）航行中船舶失踪六个月以上；
　　（四）摊负的共同海损牺牲和费用。


　　第十二条　保险船舶与其他船舶、码头、港口设备、船标、桥墩等建筑物发生碰撞责任事故，致使被碰境物体、船载货物遭受损失或者造成人员伤亡，依法应由投保方承担责任的，保险方在保险单确定的限额内负责赔偿，但不包括本船舶上的人员和财产，事故善后事宜由投保方负责处理。


　　第十三条　保险车辆、船舶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以下称保险事故）时，投保方采取施救、保护措施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和船舶救助费用，保险方应当负责赔偿。赔偿金额不超过该车辆、船舶的保险金额。


　　第十四条　保险车辆、船舶发生第三者责任事故或者碰撞责任事故时，投保方自行承诺或者支付赔偿金额超过保险方应予赔偿的部分，由投保方自行承担。
　　保险方赔偿后，对受害第三者因病情变化或其他原因所需增加的费用不再负责。

第四章　除外责任





　　第十五条　保险车辆、船舶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或者赔偿责任，保险方不负责赔偿；
　　（一）战争、军事冲突或暴乱；
　　（二）不具备安全行驶、适航条件；
　　（三）酒后驾驶、无驾驶证或无有效驾驶证驾驶以及使用明火烘烤、人工直接供油；
　　（四）投保方或者车辆驾驶员、船舶船长的故意行为；
　　（五）保险车辆本车上的人员因疾病、殴斗、自残、自杀、犯罪行为所致的本人伤亡；
　　（六）保险车辆违法载货或因包装紧固不善，装载遮盖不善造成的货物损失；
　　（七）保险车辆、船舶发生意外事故，致使投保方停业、停驶的损失及其他各种间接损失。


　　第十六条　保险车辆、船舶的下列损失和费用，保险方也不负责赔偿：
　　（一）自然磨损、朽蚀、轮胎自身爆裂及自身机械故障；
　　（二）清除航道、清除污染；
　　（三）其他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和费用。

第五章　投保方义务





　　第十七条　投保方投保后，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费率按年向保险方一次交纳保险费，并如实申报保险车辆、船舶的技术状况。


　　第十八条　投保方应当做好保险车辆、船舶的保养、维修工作，保持保险车辆、船舶技术状况完好；改变保险车辆、船舶的权属或者用途的，应当事先通知保险方，并申请办理批改手续。


　　第十九条　保险车辆、船舶发生保险事故后，投保方应当采取合理的施救、保护措施，并立即报告事故处理机关，同时通知保险方。保险车辆在外地发生保险事故的，应当在发生事故后及时通知事故发生地的保险机构，并请其协助通知保险方。保险船舶发生保险事故的，应当在船舶到达第一港口后四十八小时内向港监部门提交事故报告。


　　第二十条　投保方索赔时，应当向保险方提供保险单、事故证明、县级以上医院医疗诊断证明或伤残证明、事故调解或者裁决（判决）结案书、损失清单和其他有关单据。


　　第二十一条　保险车辆、船舶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当由第三方负责赔偿的，投保方应当先向第三方索赔。如投保方直接向保险方提出赔偿请求，保险方可以按照本规定先予赔偿，但投保方必须将向第三方追偿的权利转让给保险方，并协助保险方向第三方追偿。

第六章　赔偿处理





　　第二十二条　保险车辆、船舶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或者费用支出，保险方应当按下列规定赔偿：
　　（一）全部损失，按保险金额赔偿；保险金额高于出险当时车辆、船舶重置价值时，以不超过出险当时的重置价值为限。
　　（二）部分损失，其中投保时按重置价值确定保险金额的车辆、船舶，按实际修理费用和施救、救助费用赔偿；投保时保险金额低于出险当时重置价值的车辆、船舶，按保险金额与出险当时的重置价值比例赔偿修理费用和施救、救助费用。


　　第二十三条　保险车辆发生第三者责任事故时，对按限额投保的，保险方在限额范围内按其实际损失赔偿；对按无限额投保的，保险方按其实际损失赔偿。保险车辆发生车上人员责任事故、承运货物责任事故以及保险船舶发生碰撞责任事故时，保险方在保险单确定的限额范围内按其实际损失赔偿。


　　第二十四条　保险车辆、船舶发生保险事故遭受损失后的残余部分，由投保方与保险方协商作价后，可折归投保方，并在赔款中扣除。


　　第二十五条　保险车辆、船舶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方应当自投保方报案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核实。赔款金额一经确定，保险方应当在十日内赔偿结案。


　　第二十六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发生机动车辆交通事故逃逸案件的，当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应预付伤者抢救期间的医疗费、死者的丧葬费，并有权向抓获的逃逸者及其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辆的所有人，追偿其预付的所有款项。

第七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七条　保险车辆、船舶在保险期限内未发生保险事故赔款，投保方在下年度续保时，保险方应当按下列比例退还投保方上年度缴纳的保险费，主要用于奖励驾驶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
　　（一）续保前一年无赔款的，退还百分之十；
　　（二）续保前连续两年无赔款的，退还百分之十五；
　　（三）续保前连续三年以上无赔款的，退还百分之二十。
　　保险车辆、船舶超过一辆（艘）的，退还保险费按辆（艘）分别计算。


　　第二十八条　保险车辆、船舶在保险期限内因驾驶人员责任发生事故赔偿的，由驾驶人员按下列规定承担部分赔款，赔款额最高不超过五千元：
　　（一）负次要责任的，承担百分之二；
　　（二）负同等责任的，承担百分之四；
　　（三）负主要责任的，承担百分之六；
　　（四）负全部责任的，承担百分之八。


　　第二十九条　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逃逸案件，公安机关抓获后认定其负全部事故责任的，保险方最高赔付事故经济损失的５０％。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不参加保险的车辆、船舶，公安机关和交通、农机部门不予检验发证，车辆不准上路行驶；船检部门不予验船，港监部门不予签证，船舶不准出港航行。
　　公安、交通、农机、船检和港监部门违反本规定，擅自给未参加保险的车辆、船舶发证、签证的，发生交通事故时，由有关责任部门承担事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一条　无有效保险凭证而使用车辆、船舶的，除补交当年保险费及利息外，应自纳费之日起每迟延一日，按应交保险费的２‰交纳滞纳金。


　　第三十二条　保险方不承担本规定第三章规定的保险责任，拒绝赔款的，投保方有权索取应得赔款，同时保险方应当按赔偿金额的１０％偿付违约金；迟延赔款的，自迟延之日起，保险方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当时对企业一年期短期贷款利率支付违约金。


　　第三十三条　投保方不履行本规定第五章规定的义务，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方有权拒绝赔偿或自书面通知之日起终止保险合同。


　　第三十四条　投保方投保或者索赔时有隐瞒、谎报或者欺诈行为的，保险方有权不予赔偿或者追回已付的保险赔款；触犯刑律的，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投保方从事故处理结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向保险方索赔并提供本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的证明和有关资料，或者自收到保险方书面通知领取赔款之日起一年内不领取赔款的，按自愿放弃索赔权处理。


　　第三十六条　投保方和保险方发生争议时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有关仲裁机关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境外组织驻我省的商社办公处和外资企业事业等单位及其外籍员工的机动车辆，按国家有关对外国人的机动车辆实行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规定办理保险。


　　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