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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关于印发《交通银行加强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管理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1996年7月31日，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各分、支行：
现将《交通银行加强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管理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各分、支行必须切实加强对银行承兑汇票的管理，严密防范风险，确保资金安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凡未经授权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分支行，自文到之日起必须立即停止办理此项业务。对过去已办理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业务，待汇票到期付款后结清帐户，如有逾期贷款等遗留问题应抓紧催收，督促和帮助企业落实还贷资金，并将情况书面报告总行。对擅自办理或越权承兑银行承兑汇票而造成不良后果的，有关分支行应对直接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
二、已经授权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分支行，已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凡超过《暂行规定》限制的余额的，应限期压缩，不得再超限额办理新的业务。各分支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余额控制数见附件。
三、按照《暂行规定》并经授权可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的分支行，可根据本行的实际需要，有计划有控制地开展这项业务。
四、银行承兑汇票的会计核算仍按照原有关规定处理。中国人民银行如有新的规定时，总行将通知各分支行按照办理。
五、各分支行必须准确、及时填制《暂行规定》所附各类统计报表，并按规定时间报送上级行。总行和管辖分行要加强对各分支行开展此项业务的检查和监督，发现在填报数据上弄虚作假者，予以严肃处理。

附：交通银行关于加强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管理的暂行规定
一、为了在加强金融服务的同时，严密防范风险，维护金融秩序，使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有计划、有控制地发展，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二、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实行总量控制，比例管理，分级授权，分类指导。
三、总行、管辖分行根据两级管理的职能，切实加强对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管理。总行负责监控各管辖（直属）分行的执行情况，管辖分行负责在总行下达的承兑比例和额度内监控辖内行的执行情况。总行有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如下：计划部门负责制定全行承兑业务的总量比例、额度控制及对全行业务的调控；信贷部门负责制定全行承兑业务的审批权限、授信额度和审批大额承兑业务；财会部门负责制定全行承兑业务的会计监督事项、会计核算手续处理规定等。各分支行必须在总行下达的承兑比例和额度内加强管理，不得突破总量。未经批准突破总量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直至取消办理此项业务。
四、凡根据本规定，符合条件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业务的分支行，在报经管辖分行批准，并报总行备案后，可以开办此项业务。
五、各分支行审批承兑银行承兑汇票授权范围如下：
单位：万元
分支行类别 每张汇票金额 单个企业余额
管辖分行 Ａ级 1000 3000
Ａ－级 800 2000
Ｂ级 600 1500
直属分行 Ａ级 1000 3000
分支行类别 每张汇票金额 单个企业余额
Ａ－级 800 2000
Ｂ级 暂不授权
其他分支行 一等行 500 1000
二等行 300 600
三等行｝ 暂不授权
四等行｝
六、各分支行审批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业务应集中在本部进行，辖属营业机构（办事处，分理处等）不直接办理此项业务，其受理的业务，可通过本部办理。
七、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在我行开立存款帐户的法人和在我行开立存款帐户的法人内部单独核算的单位。
2．经本行评定为ＢＡ级以上信用等级的客户，并具有支付汇票的足额资金来源。
八、出票人在申请银行承兑汇票时，必须提供下列担保之一：
1．足额的且能兑现或流通的有价证券或单位定期存款单；
2．具有清偿票据债务能力的并且是在我行开户的保证人；
3．存入不低于承兑金额30％的备付保证金，其余70％应符合授信条件。
九、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必须以合法的商品交易为基础，不得签发无对价的银行承兑汇票，防止有人以此骗取银行或者其他票据当事人的资金。
十、银行承兑汇票承兑的审批程序：
1．信贷业务部门受理业务时，应对出票人提交的申请书（附表一）、购销合同、会计报表等有关资料和银行承兑汇票记载的内容进行认真审查；根据《交通银行信贷资产实行风险度管理的暂行规定》对承兑业务逐笔进行风险度测算，按照《交通银行担保贷款办法》对质押物或保证人的保证资格、代偿能力等进行严格审查，并填报“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审批表”（附表二）连同审查材料一并送交信贷管理部门审核。
2．信贷管理部门对信贷业务部门提交的审批表和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在审批表填写审查意见后报送分管信贷业务的行长或副行长审批。
3．审批表经分管信贷业务的行长或副行长审批并在有关栏次签注意见后，送交信贷部门据此与出票人签订银行承兑协议和质押合同或与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
十一、会计部门对银行承兑汇票实施会计监督的内容如下：
1．按第七条规定审查出票人的资格，条件；
2．汇票记载内容是否填写齐全、完整，并审查“交易合同号码”是否填写；
3．银行承兑协议是否填写齐全，签章是否符合规定；
4．质押合同或保证合同是否填写齐全，签章是否符合规定。
十二、银行承兑汇票经会计部门负责人复审无误后，由经办人员在各联汇票上注明承兑协议编号，在第二联汇票正面记载“承兑”字样和承兑日期，在“承兑银行盖章”处加盖“交通银行汇票专用章”和授权经办人员名章，并用全行统一的压数机在“汇票金额”栏小写金额下端压印汇票金额后，将第二、三联汇票连同第一联承兑协议交给出票人，同时按照承兑协议规定向出票人收取承兑手续费。
十三、承兑业务的事后管理：
1．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付款前，信贷部门应视同贷款后的管理，要求出票人按期报送企业财务会计报表和有关资料，随时了解和掌握其生产经营情况、资金财务状况，并视其情况，发出“银行承兑汇票交存票款通知书”（附表三），督促企业到期交付足额票款。
2．在汇票到期，而出票人帐户无款或资金不足支付、造成本行被迫放款时，须填写“被迫放款垫付报批表”（附表四），作逾期贷款处理，计入贷款规模，并及时向出票人或保证人追偿。
十四、档案管理和报表的报送：
1．各分支行信贷部门应建立台帐，将有关资料视同贷款档案进行管理。
2．各分支行按月填报“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业务清单”（附表五）、“银行承兑汇票逾期情况明细表”（附表六），按余额逐笔填制，于次月5日内报送上一级行，管辖（直属）分行于次月10日内将全辖报表报送总行，遇例假日顺延。
十五、银行承兑汇票是空白重要结算凭证，必须按照总行规定的领用、保管制度，严格管理。
十六、本行以往有关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管理的规定，凡与本规定相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罪与刑的冲突——对一起改判案件定罪与量刑的思考

张相丽 李翊


案情
李某（女，26岁）于2002年7月起在冯某（男，38岁）家做保姆并照顾孩子。其间，冯某与李某发生了两性关系，并许诺与同居女友黎某分手后娶李某为妻。黎某怀疑该二人有不正当两性关系，于同年9月24日上午，以冯某的名义将李某解雇。李某心存不满，于当日12时许，到朝阳区小红门乡明园学校内，以冯某找女儿(4岁)冯某某为由,将冯某某从学校骗至丰台区东铁匠营横七条44号院内其亲属处，后打公用电话让冯将其的衣物要及补偿费人民币二万元送到指定地点，否则将与冯的女儿一起死。当日16时许，公安人员接群众举报后将李某抓获。
检察机关以被告人李某涉嫌绑架罪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了变更罪名的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从犯罪形式上看，在主观方面，被告人李某是为了向冯某索取补偿费，尽管法律对此不予保护，但是在本质上属于索取债务，而非勒索财物，因而不具备构成绑架罪的主观故意；在客观方面，根据本案的事发起因以及被告人李某犯罪的对象、骗走冯某某的经过、向冯某索要补偿费的方式、数额等因素，被告人李某所实施的一系列行为不符合绑架罪的客观特征，故本案的犯罪事实不符合绑架罪的构成要件。从犯罪的实质上看，根据我国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结合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本案的犯罪事实也不符合绑架罪的实质特征，而符合非法拘禁罪的实质特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判决被告人李某构成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罪名的差异？
差异远不止于字面的不同，而源自于认识上的分歧。对于本案的定性问题，笔者赞同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罪名，李某一案应当属于典型的绑架犯罪案件。理由在于：李某的行为完全符合绑架罪的犯罪构成。首先，主体上看，李系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从主观故意上看，李某实施犯罪行为是由于受到冯某的欺骗，致使精神上遭受损害，但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明确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不具备索要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的前提条件，其索要钱财的行为就是一种勒索财物的行为；从客观方面看，李某利用经常接送冯某女儿的便利条件，以欺骗的方法将冯某的女儿带至其亲属住地，同时以冯某女儿的生命安全相要挟向被害人索要财物；从侵害的客体看，李某将不明实情的4岁幼童骗走，形成了以实力控制的事实，侵犯了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其次，一审判决认定理由于法无据。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中所列举的债务类型看，“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应当是客观存在的、具有经济价值或财产性利益的债务。李某索要的补偿费，实际上属于精神损失范畴，而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将精神损失规定为该债务之列；另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为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均不予受理，而冯某的行为在法律上还不足以进行否定性评价，由此产生的精神损失就更不应该纳入刑事诉讼范围内予以解决。因此，笔者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有失偏颇。
量刑的斟酌？
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关于非法拘禁罪的规定，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被告人李某可能判处的刑罚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的幅度范围内；而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关于绑架罪的规定，被告人李某可能判处的刑罚最低刑为十年有期徒刑。从实现刑罚的公平性角度考虑，我们不妨回顾本案中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并在内心中重新加以衡量，不难发现：李某并不是一个利欲熏心、图财害命的残暴之徒，而只是一个在城市里默默打工、自食其力的无知女子。当自身权利遭受无理侵害的情况下，她遏止不住内心的愤怒，一时感情冲动实施了违法行为。根据刑法规定，量刑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并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刑罚。从本案看，被告人首先是初犯，其次没有对幼童实施暴力或虐待行为，其犯罪的主观故意并不恶劣，再次其实施的违法行为社会影响小，所实施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尚未达到恶劣的程度，如果对这样一名女子处以最低十年有期徒刑的刑罚，明显不太合乎情理，也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因此，从量刑的角度出发，一审法院似乎实现了一定的公平。笔者不敢妄加揣测，一审法院作出变更罪名的判决的原因即在于无法协调定罪与量刑的公平。然而在现行刑法框架内，如果认定李某的行为构成绑架罪，的确面临刑法分则条文所不能解决的困境。从现行刑法总则条文看，这个困境又似乎能迎刃而解：根据刑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又或者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笔者以为刑法总则的这两个条款是对于分则罪名可能判处法定刑以下的量刑制度的两种救济途径。
然而，程序上的救济远没有实体上的完善来的直接而深刻。从长远角度考虑，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手段千变万化，侦查技术也日斟完善，有些犯罪可能在行为之初就被遏止住，有些犯罪的情节、性质不似在当年立法之时那么恶劣，因而有必要对某些罪名的量刑幅度进一步完善。量刑必须严格遵照刑法，背离刑法仅仅追求刑罚一方面的公正，丧失的可能是整个刑事司法的公正。笔者以为，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在绑架罪的量刑幅度内增加一个较低的量刑幅度，从而在罪刑法定的基础上实现司法公正，保证定罪与量刑的协调一致，不失为最根本的解决方法。
笔者注：本案后经检察机关抗诉，二审法院改判，确认被告人构成绑架罪，量刑上鉴于被告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判处免于刑事处罚。

作者单位：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张相丽 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检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李翊 法律政策研究室、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西里甲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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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65094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