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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主持并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协商解决纠纷的制度。它是人民法院处理案件的一种结案方式，同时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非对抗的方式化解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和谐。它有利于案件的审理和执行，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对迅速解决民事纠纷和提高审判权威起到了很大作用。笔者曾多年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调解了大量民事纠纷，总结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调解方法，仅供大家参考。
一、辩法析理法

这是最重要的调解法，是其它调解法的基础。大量的纠纷通过法官的法理释明而让当事人得到一个“说法”。法官只有通过审理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以案讲法，讲明本案的法律规定及这样规定的法学理论所在，让当事人通过打官司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老百姓接受普法教育后，明白这次官司输了等于在法律上交了学费。此法需要法官有深厚的法学功底。在司法实践中，未经审判且事实未查清之前即召集庭前调解，其调解效果不甚理想。

二、直接陈述法

直陈法就是在调解纠纷时，调解人员以直截了当地说明调解意见的方式，对当事人施加积极的心理影响。直陈方法的运用，主要针对双方当事人对纠纷的不同认识，根据有关法律和道德规范以及当地的风俗习惯等，调解人员直接而明确地阐明自己对纠纷起因和双方责任的看法，以及对纠纷的调解意见。在调解一些比较简单，双方的是非、责任又比较明显的纠纷时，常采用这种方法。直陈法的运用，要注意双方当事人的接受、理解能力，以及调解时的情境因素，要给对纠纷负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留一定的“面子”。

三、换位思考法

俗话说，当家方知柴米贵，养儿才知父母恩。这就是说，只有在一个人扮演了某种角色以后，才能真正体验到作为该种角色的认识与情感。在进行民事调解，转变当事人的错误认识时，将双方当事人在现实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假想中将位置转换，使当事人处在对方的角色地位来认识问题，也就是角色换位。例如，在调解赡养纠纷时，采用子女与父母的角色换位，转变不尽孝道的当事人的认识；在调解买卖合同纠纷时，采用买卖双方角色换位，使各自站在对方的角色地位想问题，就比较容易做到相互理解和认同。

四、过错剖析法

一般来说，民事诉讼中原、被告双方均存在一定的过错，只不过是双方承担责任的多少不同罢了。由于双方对责任分担产生争议，原告往往都是责任小的一方，其起诉至法院，就是要法官作出公正的裁判。比如在处理人身损害赔偿类纠纷时，一般都是双方分担责任，很少有一方承担全部责任的案件。因此在法庭调查结束后，主审法官便可作一个小结，对责任大的一方进行批评教育，此后也要指出过错小的一方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责任。总之，只要出于公心、居于中立地位，说几句公道话，尽管双方都受到批评，只要责任划分得清楚，他们还是认同的。在此基础上，根据双方过错大小、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进行调解，一般都能达到较好的效果，标的较小的案件甚至可以当庭清结。

五、冷处理法

一般情况下，对民事案件的调解宜早不宜迟。对外力影响小、诉讼标的较小的案件在立案初期调解，效果会更好；但有些案件则相反，宜采用冷处理法。比如离婚案件，多年的夫妻从走向婚姻殿堂到走进法院大门，双方必定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心理矛盾过程，有的是因为与对方父母关系僵化造成的，有的则是由于一时误会或一时冲动所致，还可能两头受气，此时宜采用冷处理的办法，叫双方回去考虑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双方的亲属、朋友、同事、同学等身边的人必定会做一些和解工作，同时也帮助双方解开一些疙瘩和消除一些误会。之后，有的当事人会主动来撤诉，没有完全想通的当事人也会有不同程度地动摇，主审法官可趁热打铁、加大调解力度，这样，双方和好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但冷处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久“冷”而不处理，同时要避免久调不结，尤其是要避免超审限的现象发生。

六、亲情融化法

对婚姻家庭纠纷，可争取双方的家庭成员及亲朋好友进行劝说感化当事人，使双方清除旧怨，重归于好。多数当事人在诉讼中会求助至亲好友助阵，与其让这些亲朋好友在背后出歪招，还不如大方地邀请他们在公开场合在调解桌上献计献策，如没有象样的“计策”，那就主动听从法官的好建议，去做做己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七、背靠背法

这是最常用的调解法。有经验的法官在庭审中引导当事人“面对面”争，让双方有话讲够，有气泄完，然后引导双方面对现实。而双方当事人在场都不愿先讲心里话，作出让步。法官应及时安排“背靠背”分头调解，这样既可防止双方争吵，又可听取当事人在庭上不愿说或不便说的话。然后法官对一方当事人在本纠纷中的过错与否及处理的利弊得失作出分析评判，当事人易于接受，并易于接受法官的主导意见。

八、趁热打铁法

调解案件经过几个回合，双方的契合点几乎相近时，如下班时间已到，法官应发扬不怕吃苦，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坚持调解下去。一旦达成协议，要当机立断，一锤定音，现场制作调解书，当即送达，以防夜长梦多，出现反悔现象。千万不要等到下个工作日再调。象这种情况，如果不加班加点，当事人可能会接触一些不懂法律的亲属、朋友，他们会对案件的处理发表一些不同看法，很容易使当事人的心理产生动摇，等到法院上班时间一到，当事人的意见会发生一些变化，所做的调解工作就会前功尽弃，无形中增加了法官的工作量。

九、借助外力法

大家知道民事案件中，有一些矛盾和纠纷往往都是因为鸡毛蒜皮的琐事所引起，比如婚姻家庭类纠纷多数是如此，当事人对当地的族长或乡村干部往往都很敬重，很敬服，因此，法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邀请当地有名望的长者或者德高望重的村（居）委会干部、调解主任等参与案件的调解，做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以便促使当事人尽快解开心结，化解矛盾。熟练使用此法，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对于有代理人的案件，法官还可以借助当事人所委托的代理人去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委托代理人看作是调解案件的“拦路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委托代理人看作是我们法官的“助力棒”。所以，法官要灵活多变的运用委托代理人的特殊地位，让委托代理人去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运用此法要注意两点：首先是让委托代理人和法官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上达成共识，如有分歧，必须先疏导，待达成共识后，再去做当事人的工作；其次是让委托代理人对调解案件有一种责任和使命感，让其知道，他是成功调解案件的重要参与者，是维护法律公正的一员，而不是站在一方当事人的立场上，不分清红皂白的死死守护。调动委托代理人参加案件调解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使代理人和法官达成共识，协助法官做调解工作，能大大提高案件的调解成功率。

上述这些调解方法，可以贯穿于案件调解的全过程，也可以根据案情需要交叉运用。其实，案件的调解过程就是想方设法说服当事人，让他们能够互谅互让，使一方或双方自愿放弃部分权益，以至做到最大让步，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方法不必拘于一格，要因案而宜，灵活运用。只要做到处理问题有公心、说服当事人有诚心、做思想工作有耐心，舍得投入精力和时间，大多是能获得调解成功的。即使调解不成功，案件判决下来，也不会出现矛盾激化或上访缠诉的现象。
软法律：原生态法学研究的理论金矿

作者：法家梁剑兵

题记：根据需要进行知识生产。

——邓正来

对于中国法学研究来说，2005年12月8日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由罗豪才教授和姜明安教授主张和主持的北京大学法学院“软法研究中心”在这一天成立。我个人的感觉是：这可能成为中国法学学术研究的一个转折点或者里程碑。

因为这也许意味着中国原生态法学研究的发生和起步。



一、 什么是中国原生态法学研究？

这是我个人在参加会议期间，在脑海里所闪现的一个比较朦胧的概念或者符号，它大体上是指那种从实际的中国现代法制/法治实践活动中生长起来的法学论说活动及其学术成果，它的基本学术使命是在描述视野里寻找中国法制/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发现法律问题并查找实际的法律命题，在实证的场景内进行学术反思和互辩，剥离出我国社会现存法律现象的背后之理，形成关于社会共识的学术假设，并以这些假设指导中国的法制/法治实践，最终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出路。

原生态法学研究应该具备的要素有：首先，研究者较少甚至基本可以没有受到除正规汉语法学教材之外的西方法学家学术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他/她的法制/法治价值观念可能是西方化的，但是他/她的学术价值追求却完全是中国化的；其次，研究者的研究对象或者说研究课题都是来自真正的法律生活的，往往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第三；研究者具有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有类似于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那样敏锐的法律现象洞察力，经常习惯站在法律或者法学的立场上对社会现象进行提问，并把这种提问内化为学术研究和写作的动力；第四，研究者的研究方法是中国式样的，这一点是核心，他/她往往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研究、考虑、讨论和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虽然他/她也注重学习和研究西方的法学理论，但是从来不盲从和迷信，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第五，研究者往往比较注重对实际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各种角度的整体评判分析，或者直接进行类似于西方自然科学中最有意思的“思想实验”，将自己本人也当作自己学术研究的对象，比如：他/她经常会问自己：“假如我是他/她/它/他们/她们/它们，我会怎么样？”第六，研究者比较喜欢搜集一手资料或者“灰色文献”①，在文献综述和分析的基础上形成原创性较强的结论和对策建议；第七，研究者本人或者有从事法律实际工作的经历，象一个有临床经验的医学教授一样；或者虽然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但是却具有强烈注重社会实践的学术态度。最后，原生态法学研究的学术队伍构成是：主体是经常参与社会法制/法治实践活动的或者对实践有兴趣的法学专业研究人员，辅助者是对理论研究感兴趣的法学专业学生，外围研究者可能来自非专业的法学爱好者，甚至来自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二、 为什么说软法律研究意味着中国原生态法学研究的起步？

诚如会议新闻稿所说：“对于很多人而言，软法研究是法学研究中一片新的领域，软法的提法也非常新鲜。”

而对于研究者而言，软法不仅仅是大量存在的，而且就发生在我们周围，它几乎每天都会闯进我们的视线：

——那位在斑马线旁边拿着小红旗指挥交通的退休工人不是警察，谁给他/她执法的权力？他/她背后的支撑规则究竟是什么？

——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警示公告，受到警告的商家不能就此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这警示公告是不是法律？

——党组织和行政机关联合发布文件是国家认可的，并立刻被国家现实的强制力保障着执行了，那不是法律吗？

——甚至，有些城市的市民只要拍到交通违章的照片，就可以去政府换取金钱，政府拿着照片处罚司机，执法效率极高却执法成本极低！以至于有市民专门以此为业。那么，究竟是谁在办案子？

——法院的支付令程序规定、关于“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公民都有作证义务”的规定、各种法典里面的序言、宣示性条款，它们是实在的法律规范吗？

——我们所加入的各种国际公约、大量的国际条约、国际商业惯例是不是被国家认可的国内软法律？

等等等等……足以令研究者眼花缭乱。这些软法律现象在西方国家也是普遍存在的，在欧盟的法律体系中存在这大量的软法律，有些国家甚至有民间组织审理刑事案件并将判决交付政府执行的事例，例如，似乎在美国就有这样的制度。但是惟独我们中国比西方国家特别多而且种类浩瀚繁杂，现在看来，单纯使用生长在西方的学术立场、方法和观点去分析解释这些软法律现象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俗话说的好：解铃还得系铃人。咱们自己的乱麻，最终要用咱们自己的刀来斩——如同中国菜万不可由西方厨师掌勺一样。

中国问题中国方法，本来就是原生态法学的进路和出路。中国问题西方方法，往往只有进路却没有出路。所以，如同没有软法律的中国社会是不可思议的社会一样，没有原生态法学出现的中国法学界，是不可能为中国法制/法治实践提供合格的法学产品的，26年来的法学研究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必将导致原生态法学研究的发生和起步。



三、 为什么说软法律研究是理论金矿？

我个人觉得，软法律研究的理论价值，有积极方面，也可能有消极方面。其中积极的方面远大于消极方面，大致如下：

（一）法学研究者不再游离于自身的生活经验之外，他/她必须把法律现象放置在自己的日常生活甚至“身体里”进行学术思考，这将大大提升其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是导致法学学术进步和提高研究水平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