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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未遂抗拒抓捕，转化抢劫是否也属未遂

[案情]：

2004年11月12日早上，被告人郭远建在南康市中医院大门傍，趁被害人杨泽鹏进"好再来"酒店买早点之际，把杨泽鹏停放在店门口的一辆价值680元的双狮牌摩托车盗走。杨泽鹏发觉后，将已骑车驶离现场一、二十米的被告人追上。被告人为抗拒抓捕，用拳头和脚踢、打伤被害人杨泽鹏。后被告人郭远建被群众当场抓获交公安民警处理。经法医鉴定，杨泽鹏的伤势为轻微伤甲级。辩护人及公诉人均认为被告人郭远建的行为是抢劫未遂，因为被告人是在盗窃过程中被发现，尚未取得财物（摩托车），盗窃行为属未遂，所以转化抢劫后也应定未遂。

[裁判要点]：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郭远建在实施盗窃后逃离现场过程中，为抗拒抓捕，当场使用暴力并致被害人轻微伤甲级，其行为构成抢劫罪。转化型抢劫罪不同于一般的犯罪构成，其行为之所以转化为抢劫罪因行为人实施了盗窃犯罪行为后，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只要行为人的暴力行为实施完毕后，就转化为抢劫罪既遂。公诉人和辩护人均认为被告人具有未遂情节，该观点不能成立。判处被告人郭远建犯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3000元。

[点评]：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可见，认定转化型抢劫是以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为基础的，并在此基础上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前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和后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行为是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两个必备的事实要件，缺一不可。转化型抢劫的两个事实要件是并列统一的关系，不是简单相加的关系，前一行为是基础，后一行为是关键。

其次，转化型抢劫的“转化”，是指整案性质的改变，自“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行为发生时，全案事实的性质即已发生改变，而不是前一行为仍以盗窃、诈骗、抢夺认定，后一行为仍以故意伤害认定。因此，前后行为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事实整体，不应割裂开来认定行为人的犯罪情节。

第三，抢劫未遂，一般是指未实际获得财物并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害的情形。本案事实是，被告人郭远建在盗窃行为完成后，完全取得并控制了赃物，已对被害人的财产权造成了实质侵害，后又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并致被害人轻微伤甲级，对被害人的人身权造成了实质侵害。因此，被告人的行为不具备未遂条件，公诉人及辩护人的意见不符合立法精神，不予采纳。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康市人民法院 彭行锋）


刑事诉讼不起诉性质

刘成江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后，原有的免予起诉制度不再使用，相关内容纳入不起诉，这就扩大了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以往的不起诉制度的表述及其性质的认定已不能继续沿用。这就需要我们重新界定不起诉的性质。对不起诉的性质，应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一、不起诉是公诉机关依职权作出的

　　控诉职能是公诉机关的基本诉讼职能。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正是基于控诉职能，对于符合法律规定起诉条件的，依法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法院通过审判确定被告人犯有某种罪行并给予相应的刑事制裁。显然，公诉机关只有对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才能提起诉讼，其它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没有起诉必要的，公诉机关自然依其职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种不起诉决定，台湾学者认为是一种司法处分，属检察机关在控方立场所作不追诉的内部意思决定[1]。笔者认为，不起诉决定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基于其控诉职能，对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没有起诉必要的案件不予追诉的处分决定。

二、不起诉对案件所作程序上的处分

　　公诉机关对某一案件作出不起诉的处分，表明公诉机关将不向法院请求进行审判，放弃对犯罪嫌疑人的控诉。实质上是公诉机关依其职权从程序上对案件所作的不予追诉的处分，并非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是控诉职能，无权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即公诉机关不能处分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公诉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如果需要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应由公诉机关移交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公诉机关有权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意见，但其自己不能对被不起诉人进行实体上的处理。不起诉对案件程序上的处理，是基于对案件程序上的认识，但并非实体上的处分，更不能是有罪处理。

三、不起诉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

　　现代刑事诉讼中有一项公认的基本原则，即“不告不理”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对未经起诉的刑事案件，法院不得受理和审判，也就是说，法院对刑事案件进行审理必须以起诉为前提，否则就不能对刑事案件进行审判。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起诉意味着启动刑事审判程序，使刑事诉讼进入到审判阶段；而不起诉则表明刑事诉讼不进入审判阶段，阻断了刑事诉讼的继续进行，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这也是不起诉决定的直接法律后果。

四、不起诉终止法律效力是相对的

　　不起诉决定一经作出，就具有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诉讼不再继续进行。但不起诉这种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诚如台湾学者蔡墩铭、朱石炎所指出，案件虽经不起诉处分，无非追诉权之不行使而已，对于同一案件不过限制其再行起诉而已，该案之起诉权依然存在，并未因而消灭，遇有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或者原处分所凭证物已证明其为伪造或变造，或所凭之证言，鉴定或通译已证明其为虚伪，或所凭之通常法院或特别法院之裁判已经确定裁判变更，或参与侦查之检察官因该案件犯职务上之罪已经证明者，得再行起诉[2]。
　　不难看出，公诉机关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效力和法院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是有区别的，法院生效的实体判决，也意味着对诉讼案件程序上的终局性处理，依“一事不再理”原则，对该案件不可再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公诉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显然不具备既判力的法律效力。因此，对于公诉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如果有了新的证据或发现新事实，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公诉机关依职权应撤销原来的不起诉决定，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的，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依此作为一种自诉案件，被害人得以寻求法律上的救济，保护其合法权益。

五、不起诉体现了自由裁量权

　　新《刑事诉讼法》中，除了在第142条第1款“对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外，在第140条第4款“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和第142条第2款“对于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那么，“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意味着人民检察院对于这两种情形的不起诉决定不是必须作出，而是根据一定情况酌定，可以作出，也可以不作出。有的学者将其解释为“酌定不起诉”，把“应当不起诉”称为“法定不起诉”[3]。
　　通过对不起诉性质的分析，本人认为，不起诉的概念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确认符合法法律规定的终止刑事诉讼的案件，不应或不必对犯罪嫌疑人定罪，从而做出不将案件交付人民法院审判的处理决定。不起诉又分为法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我国对公诉采取的法定起诉主义为主（指犯罪嫌疑人依法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检察机关就必须对他起诉），起诉便宜主义为辅的原则（即犯罪嫌疑人依法可以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检察机关有权裁量对他是否起诉），酌定不起诉正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体现，也是法律赋予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反映[4]。（如有转载敬请注明作者）
参考文献

[1] 蔡墩铭.刑事诉讼法.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174
[2] 朱石炎.刑事诉讼法.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195
[3] 崔敏.中国刑事诉讼的新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136
[4] 陈瑞华.程序价值理论的四个模式.中外法学,1996,2:4


作者北安市人民法院刘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