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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案看未经债务人同意的担保的法律效力

李居鹏


【摘要】保证人担保制度中，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可以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实践中债权人与保证人恶意串通规避诉讼时效，损害债务人利益的案例层出不穷。本文认为未经债务人同意的保证如果加重债务人责任，则对债务人没有约束力，其仅在债权人和保证人之间有效。本文并就立法和司法层面的应对措施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保证担保；诉讼时效中断；债务人


一、案情简介

　　住所位于江苏高邮市的张金宝于1998年6月25日向住所位于上海市A区的双湖公司出具欠条1份：今欠双湖公司30600元，于7月5日前以汇票支付。1998年7月10日又出具还款协议书1份，其中载有：8月5日前归还双湖公司28000元货款。在欠条和还款协议书左下方，住所位于上海市B区的陈东生签名并写有“保证”字样。后张金宝欠款一直未还，双湖公司于2006年7月10日起诉到上海B区法院，要求张金宝支付双湖公司货款58600元，陈东生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第一次庭审后，双湖公司撤回要求陈东生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
　　张金宝辩称双湖公司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且陈东生的保证不是在张金宝面前所写，其从未要求陈东生为其债务提供过保证。
　　陈东生则辩称双湖公司从1998年起从未停止过向本人和张金宝催讨欠款。
　　法庭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双湖公司向“债务保证人”主张权利，是否可以认定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
　　法庭经审理后认为，根据庭审时陈东生陈述，陈东生作为“保证人”未经张金宝要求和同意；陈东生在欠条和还款计划书上为债务作“保证”并签名，但对“保证”如何形成，不仅双湖公司与陈东生的陈述不一致，而且陈东生两次庭审中陈述不一，对何时提供“保证”陈东生亦不能予以明确，因此不排除陈桂生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进行担保的可能；本案中，双湖公司难以举证其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通常情况下陈东生通过否认双湖公司的陈述以利于自己，但陈东生认可双湖公司的陈述，使其处于不利地位，而双湖公司在第一次庭审后即撤回要求陈东生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陈东生的应诉和原告对权利的主张有悖常理。综上，法庭认为，陈东生作为债务“保证人”，并非债权人、债务人和陈东生三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其单方要求作为“保证人”，并就债权人向其主张过权利一节所作出的意思表示，仅对其自己产生效力，对债务人不具有法律效力。由于双湖公司未能提供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张金宝主张债权的证据，故双湖公司对债务人的主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双湖公司依法具有处分自己诉权的权利，现其撤回对陈东生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准许。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双湖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诉讼时效的概念和立法目的
（一）诉讼时效的概念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行使其权利的事实状态经过一定的期限，就丧失依诉讼程序保护其权利的法律制度。我国的民法理论以“胜诉权消灭说”为通说，立法也采纳了诉讼消灭主义。诉讼时效期间分为三种：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特别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出售质量不合格商品未声明的，延付或拒付租金的，寄存财物被丢失或损毁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一般诉讼时效是4年。本案应适用诉讼时效期间2年的规定。

（二）法律创设诉讼时效的目的
　　1、维护社会经济关系，稳定法律秩序，这是诉讼时效制度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因为，民事权利的行使与不行使取决于权利人的意志，权利不会因不行使而自动消灭，一定的事实状态长期存在（如权利长期不行使），必然会以此为基础，发生种种法律关系，使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处于不确定状态。多年后，如果再支持原权利人主张权利，就会推翻多年来基于此事实状态而形成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为了结束这种不稳定状态，避免经济生活的混乱，更好地实现社会经济有序进行，推动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确立诉讼时效。
　　2、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防止权利长期处于“睡眠状态”。若权利人长期不行使权利，这种法律事实状态长期存在，权利人将失去通过诉讼保护其权利的可能，以督促权利人为了维护其切身利益而行使权利。
　　3、有利于证据的收集，便于法院审理案件，能正确及时地处理民事纠纷。设立此制度后，权利人必然要及时的收集、保存证据，可避免当事人举证和法庭调查取证方面的困难，有利于查清事实，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就本案而言，债权人对于1998年产生的债权，直到2006年才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明显属于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如果仍判决支付原告诉讼请求，则既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也不符合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自无不妥。

三、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债权能否中断主债务诉讼时效？

（一）相关观点及其法律依据：

　　1、第一种观点认为，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债权的，产生中断主债务诉讼时效的法律效力。其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下称《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了三种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即提起诉讼、权利人提出要求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下称《民法通则意见》）第173条：“权利人向债务保证人、债务人的代理人、财产代管人主张权利的，可以认定诉讼时效中断。”
　　2、第二种观点认为，债权人向债务保证人主张债权的，不产生中断主债务诉讼时效的法律效力，只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产生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其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一般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持此观点的人从这条规定反过来推定：连带责任保证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不必然导致主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断。其理由是：《民法通则意见》颁布于1988年1月26日，性质是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订的，自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是一部专门规定有关担保方面问题的法律，并且颁布在后，因《民法通则意见》与《担保法解释》的规定有明显冲突，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应适用《担保法解释》第三十六条的规定。

（二）对上述两种观点的评析

　　笔者赞同上述第一种观点，理由如下：

　　1、从逻辑上讲，第二种观点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进行反推产生的结论，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并不能从上述规定得出债权人向债务保证人主张债权的，不产生中断主债务诉讼时效的法律效力。
　　2、从《担保法解释》第三十六条的立法主旨看，该条立法主旨是说明在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况下，不必然引起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由于债权人对债务人和连带责任保证人可以不分前后分别行使权利，所以主债务的诉讼时效中断，并不必然导致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减轻了保证人的责任。而《民法通则意见》第173条规定“权利人向债务保证人、债务人的代理人或者财产代管人主张权利的，可以认定诉讼时效中断”，也是为了加重主债务人的责任，保证债权的实现。所以，两条规定殊途同归，不存在矛盾，《民法通则实施意见》第173条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规定，当然应当适用。而不是进行所谓的“反推”，得出与立法宗旨相悖的结论。
　　3、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角度看，上述第二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法律创设保证制度的初衷也就是担保的实质是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保障债权实现的一种手段，担保往往是应债权人要求而设定的，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债权的清偿。担保具有从属性，担保之债与被担保之债形成主从关系，主法律关系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从法律关系才是担保关系。人民法院如果不支持债权人要求主债务人承担还款义务的诉讼请求，而只判决担保人独自承担还款义务的话，就会有本末倒置之嫌。担保关系并不会导致债务或是还款责任完全转移给担保人，主债务人仍是第一责任人，担保人仅仅是承担一定的补充责任罢了。按第二种观点判决的话就会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原告不能向债务人主张权利，而只能向连带责任担保人主张权利，连带责任担保人履行了还款义务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在绕了一个圆圈之后，回到了起点，最终还是由主债务人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这样不利于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更不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也体现不出法院司法为民的宗旨。

四、本案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能否视为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
　　按照本文上述观点，本案债权人主张其从1998年开始从未停止过向张金宝和陈东生催讨还款。债务保证人陈东生也予以认可。法院却认定陈东生的自认并不能产生中断主债务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而只在债权人和债务保证人之间有效，似乎与本文上述观点相违背。其实不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一条“为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保障债权的实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定本法”开宗明义，其核心内容是“保障债权的实现”。由此，该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都以债权人权利保护为本位，作出了保证人责任承担的规定，但对保证人、债务人权利的保护则略显不足和模糊。本案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很好地平衡了对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
　　首先，本案法官并没有否认陈东生对债务进行担保的效力，而是认定其担保有效。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担保法》第十二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担保法解释》 第22条规定：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由此看来，在我国，保证合同系债权人与保证人的合意，债务人的同意不是合同成立和生效的要件。
　　根据上述规定，当债权人与保证人就保证责任自愿达成合意后,无论从合同的相对性原理,还是合同意识自治原则,都应该承认保证合同的效力,并以合同的约定约束债权人与保证人。也即是说,经债权人与保证人合意成立的保证合同为有效合同。所以，本案不宜以保证未经债务人同意而认定其保证无效。
　　其次，本案法官在本案裁判中认定保证的约定应经过债务人的同意方能对债务人有约束力，是符合“义务的设定与加重须经义务人同意”的一般法学原理的。因为保证合同是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以其信用担保合同债务履行的一种法律行为。保证合同形成后,即在债权人与保证人之间成立保证债权关系，其性质在一般责任保证中为补偿责任，在连带责任保证中为代偿责任.在保证人与债务人之间则形成保证责任追偿关系，即当保证人在保证责任范围内承担补偿或代偿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故保证合同为债务人设定了利益，且该利益加重其义务。通过保证合同，主债权人增加了债权求偿力而获益。其求偿力的增加包括求偿对象及履约能力的增加。尤其在连带责任保证中，债权人既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亦可以向保证人追偿。而保证人的责任为代偿责任，当保证人在保证范围内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还款责任最终归结于债务人，即实际上增加了债务人的履行责任。且中断与否以主债权人和保证人之间的民事行为，而非主债务人的意志表示而定。在一般责任保证中,保证人放弃先诉抗辩权的,也会延长债务人承担责任的期间。根据义务的设定与加重须经义务人同意的一般原理，保证的约定应经过债务人的同意方能对债务人有约束力。
　　第三，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本案不能排除保证人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进行担保的可能；而且本案中债权人和保证人的在庭审中的行为均有悖常理。且无论是债权人还是保证人均不能举证证明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限内向保证人主张过权利。综上，法庭最终认定保证人单方要求作为保证人，其做出的保证承诺仅在其自己和债权人之间产生效力，对债务人不具有法律效力，是有着充分理由的。
湖南省人民政府


湖南省实施《艾滋病防治条例》办法


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60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宣传教育
第三章　预防与控制
第四章　治疗与救助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湖南省实施〈艾滋病防治条例〉办法》已经2012年2月21日省人民政府第10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5月1日起施行。

　　二○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控制艾滋病的发生与流行，保障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艾滋病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艾滋病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建立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机制，采取宣传教育、行为干预和关怀救助等措施，实行综合防治。
　　第三条　县级以上（含县级，下同）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统一领导，将艾滋病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组织制定艾滋病防治行动计划，建立健全艾滋病防治工作责任制，完善工作协调机制，并对有关部门履行艾滋病防治工作职责的情况进行考核、监督。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在上级人民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指导下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县级以上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艾滋病防治有关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红十字会等团体和村（居）民委员会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鼓励、支持有关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参与艾滋病防治和关怀救助工作，依法开展艾滋病防治的社会捐赠和慈善活动。
第二章　宣传教育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艾滋病防治以及关怀和不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宣传教育，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提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营造艾滋病防治的良好社会环境。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编印发放科学、准确、简明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资料，并为各部门、单位和个人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提供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
　　第八条　广播、电视、报纸、网站等媒体应当依照卫生行政部门编印发放的宣传资料，以公益广告、标语口号等方式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并做好艾滋病防治新闻报道。
　　第九条　车站、码头、机场、公园、广场、体育场馆、剧院、宾馆、酒店、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和旅客列车、长途客车、公共汽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当依照卫生行政部门编印发放的宣传资料，在醒目位置以广告牌、提示牌、宣传画、宣传单等方式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妇幼保健机构、卫生监督机构、采供血（浆）机构、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的医疗护理人员以及艾滋病防治工作志愿者进行艾滋病防治知识、技能培训。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组织、指导和督促各级各类学校和培训机构将艾滋病防治知识纳入教学、培训课程。
　　第十二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应当对本单位人员进行艾滋病防治知识教育。
　　第十三条　看守所、收容教育所、劳动教养所、强制隔离戒毒所、监狱应当对被羁押、收容教育、劳动教养、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和服刑人员进行艾滋病防治知识和行为矫治教育。
第三章　预防与控制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国家艾滋病监测规划和方案，制定本省艾滋病监测计划和工作方案，组织开展艾滋病监测和专题调查，掌握艾滋病疫情变化情况和流行趋势，拟订防治策略。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监测本行政区域艾滋病的发生、流行及其影响因素。
　　第十五条　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艾滋病检测确证中心实验室，负责指导、考核评价全省艾滋病检测确证实验室和检测筛查实验室。市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艾滋病检测确证实验室，负责本行政区域艾滋病检测筛查实验室的业务指导。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艾滋病检测筛查实验室的日常指导和监督。
　　第十六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妇幼保健机构、采供血（浆）机构、血液制品生产单位、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应当设立艾滋病检测筛查实验室，开展艾滋病检测筛查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指定本行政区域内免费承担艾滋病自愿咨询、筛查检测工作的医疗卫生机构，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七条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当为手术病人、结核病人、性病患者、孕产妇提供艾滋病咨询和筛查检测服务，筛查阳性血样及时送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确证实验室确证。
　　采供血（浆）机构和血液制品生产单位应当对血液、原料血浆和血液制品进行艾滋病检测，筛查阳性血样及时送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确证实验室确证。
　　第十八条　看守所、收容教育所、劳动教养所、强制隔离戒毒所新进被羁押、收容教育、劳动教养、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应当及时通知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艾滋病检测。
　　监狱应当对新进服刑人员进行艾滋病检测，筛查阳性血样及时送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确证实验室确证。
　　负责检测、确证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及时将检测、确证结果告知看守所、收容教育所、劳动教养所、强制隔离戒毒所、监狱。
　　第十九条　经确证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确证结果，由住所地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告知本人或者监护人。
　　被羁押、收容教育、劳动教养、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和服刑人员的确证结果，由看守所、收容教育所、劳动教养所、强制隔离戒毒所、监狱告知本人、直接管理人员和医务人员。
　　解除羁押、解除收容教育、解除劳动教养、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刑满释放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由看守所、收容教育所、劳动教养所、强制隔离戒毒所、监狱书面告知其住所地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第二十条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应当将感染艾滋病的事实及时告知与其有性关系或者其他可能被传染者，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防止传染；就医时，应当将感染艾滋病的事实告知接诊医生。
　　第二十一条　宾馆、酒店、发廊、洗浴桑拿等营业性服务场所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人员，应当依照国家规定定期进行健康检查。经营者应当查验服务人员的健康合格证明，不得允许未取得健康合格证明的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的工作。承担健康检查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将艾滋病检测列入营业性服务场所服务人员健康检查项目。
　　第二十二条　营业性服务场所应当对剃须、美容、修脚、扎针、刮痧、穿耳、纹身等器具和公用物品进行严格的消毒处理，防止艾滋病病毒传播。
　　第二十三条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严格执行输血、用血操作规程和医疗卫生用品、器械消毒管理制度，加强对腔镜检查、口腔治疗、介入治疗、血液透析及注射等有创诊疗活动的监督管理，防止艾滋病医源性传播。
第四章　治疗与救助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指定一家以上医疗机构作为本行政区域的艾滋病诊治医疗机构。指定的医疗机构应当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提供艾滋病咨询、诊断和治疗服务。
　　其他医疗机构发现就诊者已经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应当做好转诊服务工作。
　　第二十五条　妇幼保健机构对已经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应当免费提供咨询服务，并对继续妊娠者提供母婴阻断服务和指导。
　　医疗卫生机构发现孕妇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应当及时告知当地妇幼保健机构，并做好转诊服务工作。
　　第二十六条　看守所、收容教育所、劳动教养所、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设立集中收治场所，集中收治被羁押、收容教育、劳动教养、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并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艾滋病诊治医疗机构提供治疗服务。
　　服刑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由具备收治条件的监狱集中收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将被羁押、收容教育、劳动教养、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和服刑人员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纳入当地艾滋病治疗管理体系。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将抗艾滋病病毒药品费用及相关的诊疗费用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范围。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将符合救助条件的艾滋病病人纳入相关社会救助范围。
　　对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愿望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有关企业事业单位、社区组织应当提供就业帮助。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经费予以保障，加强和完善艾滋病预防、检测、控制、治疗和救助服务网络，建立健全艾滋病防治专业队伍，储备抗艾滋病病毒药品、检测试剂和相关物资。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公安、司法、人口和计划生育等部门及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制定艾滋病职业暴露应急预案。
　　前款规定的部门和机构应当加强对本单位工作人员艾滋病职业暴露防护知识的培训，为易受艾滋病职业暴露危害的人员配备必要的防护设施和装备。
　　第三十一条　从事艾滋病预防、医疗、监管、科研、教学和其他执行公务易受艾滋病职业暴露危害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津贴或者补助。
　　因执行公务感染艾滋病病毒，以及因此致病、致残、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予以救治和补助、抚恤。
　　第三十二条　用人单位不得以劳动者感染艾滋病病毒为由解除劳动关系。劳动者因感染艾滋病病毒不适合原工作岗位的，用人单位应当将其调整到合适的岗位，并为其病情保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应当处罚的，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以感染艾滋病病毒为由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三十五条　故意传播艾滋病病毒，或者以传播艾滋病病毒相威胁，敲诈勒索、妨碍公务、伤害他人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2年5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