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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人民政府


江西省森林病虫害防治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


1997年4月3日省人民政府第6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地防治森林病虫害，保护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林业发展，根据国务院《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省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森林病虫害防治实行“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
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必须坚持以营林措施为基础，抓好预测预报和森林植物检疫，因地制宜地使用生物、化学和物理等防治方法，逐步改善森林生态环境，提高森林抗御病虫害的能力。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领导，积极支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森林病虫害防治，做好组织、协调、监督和检查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的管理，配备必要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第五条 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在同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下，履行以下职能：
（一）贯彻执行国家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的法律、法规、规章；
（二）组织实施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
（三）拟订辖区森林病虫害防治方案，制定预防和除治措施；
（四）对森林病虫害的预防和除治进行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组织实施防治试验和推广新技术，建立技术档案；
（五）组织森林病虫害防治效果的检查验收；
（六）做好本辖区森林病虫害防治所需农药、器械的服务工作；
（七）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宣传普及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知识。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森林病虫害防治的科学研究，推广和应用先进技术，普及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科学知识，支持农林院校培养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专业人才，开展森林病虫害防治的职业技术培训。

第二章 预 防
第七条 森林经营单位和个人在森林的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植树造林应当适地适树，提倡营造混交林，合理搭配树种，依照国家规定选用林木良种；造林设计方案必须有森林病虫害防治措施；
（二）禁止使用带有危险性病虫害的林木种苗进行育苗或者造林；
（三）对幼龄林和中龄林应当及时进行抚育管理，清除已感染病虫害的林木；
（四）有计划地实行封山育林，改变纯林生态环境；
（五）及时清理火烧迹地，伐除受害严重的过火林木；
（六）采伐后的林木应当及时运出伐区并清理现场。
第八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应当组织和监督森林经营者，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林内各种有益生物，并有计划地进行有益生物的繁殖和培养，发挥有益生物对森林病虫害的控制作用。
第九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有计划地建立无检疫对象的林木种苗繁育基地。
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应当依法开展森林植物产地检疫，并派检疫员在省际间木材检查站开展森林植物调运检疫。
第十条 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对本辖区的森林病虫害进行普查，编制病虫害分布图，划分森林病虫害常发区、偶发区和安全区。
第十一条 国有森林和林木由其经营单位组织森林病虫害情况调查；集体和个人所有的森林和林木，由乡（镇）林业工作站组织森林病虫害情况调查，没有林业工作站的，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森林病虫害情况调查。
森林病虫害调查情况应当按规定向上一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报告。
第十二条 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必须配有专职测报员，乡（镇）林业工作站、国有林场和没有林业工作站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指派专人负责组织森林病虫害测报工作。
在森林病虫害常发区每1万亩林地设立一个测报点；偶发区每2万亩林地设立一个测报点。测报点由所在地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划设置。测报点应当配备测报员，对森林病虫害情况进行调查并及时报告。
第十三条 省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制定全省森林病虫害的测报办法，综合分析各地测报数据，定期发布全省森林病虫害中、长期趋势预报。
地（市）、县（市、区）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综合分析基层单位测报数据，发布当地森林病虫害短、中期预报，并提出防治方案。
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应当逐步建立和完善测报信息处理系统。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病虫害发生频繁、危害严重的林区建立综合防治基地，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其他有效措施对森林病虫害进行治理。综合防治基地必须设立标牌，封山育林。禁止在综合防治基地从事损害有益生物的活动。

第三章 除 治
第十五条 发现森林病虫害的单位、个人，应当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组织除治。
发现新传入的危险性病虫害，当地人民政府必须及时采取措施，严密封锁，及时除灭。
第十六条 防治森林病虫害所需要的劳力，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林场或者有关经营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动员和调配。
第十七条 森林病虫害发生面积超过1万亩时，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成立临时指挥机构，研究制定紧急防治措施，组织指挥防治工作，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十八条 在森林病虫害常发区，乡（镇）人民政府、林场和其他经营单位，应当建立森林病虫害防治专业队，进行技术培训，配备除治工具，增强防治病虫害的能力。
鼓励各种经济组织建立森林病虫害防治专业队伍，对森林病虫害防治实行承包。
第十九条 在行政区域交界处的森林病虫害常发林区，上一级人民政府（含行署）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交界地的有关政府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成立森林病虫害联防组织，实行联防联治，定期检查毗邻区域的防治情况。
第二十条 对森林病虫害在小面积发生时应当及时除治，避免扩散蔓延。
施药时必须遵守有关规定，防止环境污染，保证人畜安全，减少杀伤有益生物。
采取除治措施时应当注重生物防治。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重视生物防治技术推广，支持生物农药的生产，加强产品质量监督，扩大生物防治的面积。
化学防治用于控制发生严重的森林病虫害，使用时必须掌握有利时机和配制适当浓度，禁止滥用化学农药。
使用航空器施药时，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事先进行调查设计，做好地面准备；民航、气象部门应当密切配合，保证作业质量。

第四章 经 费
第二十一条 根据《条例》的规定，森林病虫害防治经费从下列方面筹集：
（一）森林经营者按木竹销售额提取8‰作为森林病虫害防治专项经费，其中：70％用于森林经营者防治森林病虫害；30％由地、县两级调控使用，专项用于防治森林病虫害。具体提取和管理办法由省物价、财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二）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取的育林基金中安排不低于5％的比例作为防治专项经费，按预算外资金管理使用，并接受上一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的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监督。
（三）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应当根据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需要，适当安排必要的经费。
第二十二条 森林病虫害防治经费必须专款专用，不能挪作他用，但可以跨年度调剂使用。各级财政和审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检查。森林病虫害防治经费按下列项目列支：
（一）扶持公益林的经营者开展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
（二）补助无力全部负担森林病虫害防治费用的森林、林木经营者开展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
（三）购置防治农药、施药器械以及测报和防治所需试验仪器、交通和通讯工具；
（四）培训森林病虫害调查、测报、防治技术人员；
（五）奖励对防治工作有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第二十三条 提倡在森林病虫害常发区逐步建立森林病虫害保险制度，具体办法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保险机构制定。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成绩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一）严格执行森林病虫害防治法规，预防和除治措施得力，在本地区或者经营区域内，连续5年没有发生森林病虫灾害的；
（二）预报病情、虫情及时准确，提出森林病虫害防治的合理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获得显著效益的；
（三）在森林病虫害防治科学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或者在应用推广中获得重大效益的。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成绩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一）在林业基层单位连续从事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满10年工作成绩优秀的；
（二）在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中有其他显著成绩的。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除治，并可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造成他人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
（一）用带有危险性病虫害的林木种苗进行育苗或者造林的，处以100元至2000元的罚款；
（二）发生森林病虫害不除治或者除治不力，造成森林病虫害集中连片成灾面积100亩以上300亩以下的，处以100元至500元罚款；超过300亩的，按每亩5元处以罚款，但罚款最高不得超过2000元；
（三）隐瞒或者虚报森林病虫害，造成森林病虫集中连片成灾面积100亩以上300亩以下的，处以100元至500元罚款；超过300亩的，按每库5元处以罚款，但罚款最高不得超过2000元。
第二十七条 违反《植物检疫条例》和其他有关森林植物检疫法规调运林木种苗或者木材的，除依照植物检疫法规处罚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并处50元至2000元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在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中有失职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九条 被责令限期除治森林病虫害者不除治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单位可以代为除治，由被责令限期除治者承担全部除治费用。
代为除治森林病虫害的工作，不因被责令限期除治者申请复议或者起诉而停止执行。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诉讼。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既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期满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城镇园林管理部门管理的森林和林木，其病虫害防治工作由城镇园林管理部门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4月19日

　前 言

　　新公司法自2005年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曾三次出台《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以进一步完善公司法制度。其中《规定（一）》主要规范股东诉讼及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规定（二）》主要调整公司解散和清算事务。

　　2011年1月27日公布2月16日施行的《规定（三）》是公司法解释中内容最多、条款最细的司法解释性文件。其包括了六个方面的制度设计：一是确认公司成立前债务的责任主体；二是确立非货币出资到位与否的判断标准及救济方式；三是界定非自有财产出资行为的效力；四是明确出资不实（包括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和抽逃出资的认定、诉讼救济方式以及民事责任；五是对瑕疵股权进行规范和限制的条件与方式；六是合理解决名义股东、隐名股东及公司债权人间的利益冲突问题。

　　笔者以公司法三大司法解释为基础，以《规定（三）》为重点对公司实务及司法实践中的若干公司法问题进行评析，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股东隐名、冒名、挂名的法律后果及其处理机制

　　股东隐名、挂名、冒名状态其实都是一些“聪明人”想出来的招数，其产生的背景与根源似乎是为了避免一些“麻烦”。但实际上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喜欢玩“隐身术”的投资者在设立或投资公司时不乐见于正大光明地当股东，而是善于隐藏于“幕后”成为实际控制人。但是，此举往往悲喜轮替、利弊互见，幕后老板们不可不察。

　　（一）隐名投资寻求“显名化”的出路

　　隐名投资者的股东身份及其权益保护问题在我国公司法中没有涉及，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两种对立的认定和处置思路：一是全面否认隐名投资的合法性，拒绝确认隐名投资者的股东身份，将之仅限制在系与显名股东之间的一种合同权利；二是充分保护隐名投资行为，对其通过行使“显名化”权利并成为公司股东的诉求不加限制。这两种对立的司法认知状态，实际上强化了隐名投资权益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

　　现在好了，最高法院对公司法作出的司法解释--《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下称“解释三”）的出台解决了这种弊端。

　　根据该解释，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也就是说，隐名投资自此已经不再是一种值得争论合法与否的“妾身不明”之态了，而是成为一种合法的投资形态。最起码，名义股东已不能随意否认实际出资人的投资行为效力。此可谓出路之一。

　　更进一步的保护在于，如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前述规定的要害在于，“实际出资”是取得权益的根本依据，而股东名册的记载和工商登记等“外衣”并不是确认投资权益的主要根据。

　　但麻烦在于，当实际出资人发现名义股东存在“挤兑”其合法权益的风险而要求自己直接成为真正的“显名”股东时却无法直接请求司法保护，而是必须要翻越一道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人合性”之墙。也即，实际出资人只有经过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才能成为公司股东。这种通过公司股东的“同意”而“准正”的途径，系隐名投资者的出路之二。

　　假如此后公司或其控制人拒绝给原隐名投资者完成股东变更手续、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公示登记的，则可以诉请人民法院给予支持。

　　当然，凡事有利即有弊，股东“隐身术”背后也可能存在极大的法律风险。诸如，投资份额及权益被名义股东擅自处分，而且如果第三人构成“善意取得”的法律状态的话，则幕后老板也可能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

　　（二）股权的“善意取得”制度对隐名投资保护的制约

　　隐名股东的麻烦在于，在其回归显名股东的正常状态前其股东身份和权益并不能得到公司的认可，更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对隐名股东权益最有可能实施侵害的人就是其所“挂靠”或“信托”的名义股东。常见的侵害形态是“擅自处分”，即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因此，隐名股东维权存在两大风险，一是名义股东的否认；二是来自第三方的“善意取得”制度的抗辩。

　　如果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挂靠或信托关系的约定或依据是明确而充分的，则来自名义股东否认的风险相对较小；反之，如果约定不明时，则名义股东一般以“借贷”等理由对隐名股东的投资性质进行抗辩。除此之外，来自第三方的抗辩将构成隐名股东的主要法律风险。因为最高法院在公司法“解释三”中明确规定，“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而这正是“善意取得”制度的调整范畴。

　　善意取得制度的本质是对无权处分行为效力及其法律后果的确认，由于处分人原本没有权利处分标的物，但又必须优先保护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所以才设立了善意取得制度。即第三人可以名义股东身份的登记状态来主张其不知道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并进而终局地取得该股权；此时，隐名股东必须通过“反证”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的方式来确保自身的投资权益。只有证明成功后，则该第三人就不构成善意取得，名义股东处分股权行为的效力才可被否定。

　　（三）挂名与冒名股东的法律后果

　　“挂名股东”（名义股东）的麻烦在于，其不但不是实际权利人，而且一旦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的，则名义股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如果公司债权人以名义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挂名股东是无法对其进行抗辩的。也就是说，挂名股东得首先承担资本补足责任，然后才可向实际出资人追偿。

　　“冒名股东”更糟糕，其冒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则冒名登记行为人应当承担侵犯他人姓名权的民事责任及相应的行政责任。

　　此类问题的处置首要的是应保护被冒名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且其应当优先于对第三人债权的保护，因为被冒名受害人的人身权受到了侵犯。这就是公司法“解释三”之所以规定“当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承担补足出资责任或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的，法院不应当予以支持”的主要根源。

　　二、公司发起人的责任机制